“上海老人贈房水果攤主”最新判決：老人房產和名下存款都歸水果攤主所有

“上海老人指定水果攤攤主為意定監護人，並贈與房產和財產”一事，迎來最新進展。

今天（12月17日），上海市寶山區法院就民事訴訟作出一審裁定：老人的房產和名下存款都歸水果攤主小遊（化名）所有。

2020年底，一部紀錄片讓“上海老人將300萬元房產送給水果攤主”成為熱點，也讓“意定監護”成為一個熱詞——僅在新浪微博，這一話題的閲讀量就已超4億條。

此前據多家媒體報道，上海寶山區一名老人的老伴和兒子均已去世，一人獨居，生活上受到小區水果攤主小遊一家頗多照料。

之後老人決定把自己的晚年和遺產都託付給小遊，其中包括自己價值300萬元的房產，相關扶養協議進行了公證。

2021年12月31日，老人去世，老人的妹妹等家屬對遺產分配提出異議，雙方對簿公堂。

圖片轉自上觀新聞

此次民事訴訟，由水果攤主小遊提起，主要圍繞他與老人簽訂的“遺贈扶養協議”進行，目的是釐清與老人親屬對老人遺產繼承的糾紛。法院審理認為，老人與小遊簽訂的遺贈扶養協議有效，小遊承擔了監護人職責，並履行了對老人生養死葬的義務，根據協議內容，老人的房產和名下存款歸水果攤主小遊所有。

這並非水果攤主與老人親屬首次對簿公堂。2021年2月，老人的妹妹曾向寶山區人民法院提出民事訴訟，申請認定老人無民事行為能力，要求法院判決確認經公證過的“意定監護協議”無效。2022年12月7日，上海寶山區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駁回老人妹妹的訴請。

在法律界人士看來，這一案例涉及到意定監護制度的多個方面，各方當事人遇到的難點、堵點，恰恰是完善制度的着力點。尤其要注意的是，代理監護與財產繼承是兩種不同的法律關係，釐清這些容易混淆的模糊地帶，建立相應的保障和監督機制，是讓意定監護更具普適性的前提。

庭審焦點：“遺贈扶養協議”是否有效？

記者從小遊的代理律師高明月處獲取的民事判決書顯示，小遊請求法院按照老人於2017 年8月19 日簽署的“遺贈扶養協議”約定，將位於寶山區的房產、銀行存款及其他財產判給自己。但老人的親屬認為，老人在2017 年 7 月住院時被診斷出腦梗塞、老年痴呆等情況，所以簽署“遺贈扶養協議”時不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所以主張協議無效。

根據判決書，老人和小遊簽署了“遺贈扶養協議”，其中約定：小遊承擔老人生養死葬的義務，老人位於寶山區的房產、銀行存款及其他財產，在其去世後全部遺贈給小遊所有。

根據法律規定，遺產繼承開始後，按照法定繼承來辦理，有遺囑的，按照遺囑繼承或者遺贈辦理；有“遺贈扶養協議”的，按照協議辦理。

2019 年3 月12日，上海市普陀公證處已就雙方於2017年8月19日簽訂的“遺贈扶養協議”進行公證。公證人員李辰陽的證詞也顯示，辦理公證時老人意識清楚，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

根據判決書顯示，庭審時，小遊提供了老人的三封書信，均表達了老人想要贈予遺產的意願——

一份是2017 年 3 月 7 日的自書材料，內容為：本人現已年老 86歲，將寶山區**路**弄一套住房於我死後將該房屋所有權贈與水果攤主小遊和他的女兒。

還有一份書信文字，落款為2017年 8月19日，內容顯示：水果攤主小遊與我們相識多年，對我非常照顧，我願我在時候，把房子和全部財產贈給他，所以和他簽下這份協議，由小遊照顧我的晚年生活起居並料理我的後事。同時，我希望我過世後政府和法律機構能保障我的房子和財產贈給小遊。另外説明一件事，為了簽訂遺贈扶養協議我多次往返居委會還去公證處，前後拖了幾個月，依舊不予解決，我雖腿腳不大利索但大腦非常清楚。希望政府機關讓我這個老人在離世前還能感受一些温情。

另有一份落款為2019 年10 月 24 日的“委託書”，老人在其中表示“我和水果攤主小遊一家住在一起，已辦了公證書，在我死後房子和房內的全部財產歸小遊一家所有。因此，我希望把小遊和他女兒二人户口遷進來”。

經過審理，上海市寶山區人民法院認為，本案所涉“遺贈扶養協議”內容合法，“遺贈扶養協議”亦在公證處進行了公證，其外在形式要件符合法律規定，故判決房產、屋內財物以及銀行卡內餘額及孳息都歸小遊所有。

 判決書部分內容

代理監護和繼承財產是兩碼事

縱觀水果攤主小遊和老人家屬間的兩起訴訟，雙方爭議的焦點有所不同：第一次是針對“意定監護協議”，第二次則聚焦於“遺贈扶養協議”。

這背後，是意定監護制度最受關注的監護人選擇和財產處置問題。

“簽訂意定監護協議並不意味着監護人擁有被監護人的財產繼承權。”作為國內最早引入“意定監護”概念並參與相關立法工作的法律學者，華東政法大學教授、婚姻家事法與婦女權益保護法研究中心主任李霞説。

老人與水果攤主小遊簽訂了“意定監護協議”，將小遊作為其指定監護人，代理老人行使法律上的決定權和選擇權。

根據我國現行《民法典》的規定，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與其近親屬、其他願意擔任監護人的個人或者組織事先協商，以書面形式確定自己的監護人。協商確定的監護人在該成年人喪失或者部分喪失民事行為能力時，履行監護職責。

本案中，監護人小遊的職責是代理被監護人行使法律上的決定權和選擇權，比如在手術同意書上簽字，代理被監護人處置財物，也包括替監護人選擇入住哪家養老院等個人事務。“如果協議中明確了監護人的繼承權，將來財產才能由監護人繼承；如果沒有約定，監護人就無權繼承，被監護人的財產依然按法定方式繼承。”李霞説。

而法院之所以裁定水果攤主小遊獲得老人的房產和存款，是因為他們專門簽訂了“遺贈扶養協議”。“這是一種平等、有償和互為權利義務關係的民事法律關係，是保障公民根據個人意願處置私有財產的法律制度，也是法院支持小遊繼承老人遺產的主要依據。”

意定監護如何走出“困境”？

然而，就像這一事件中各方當事人遭受的質疑和困擾，意定監護制度在具體執行中還存在很多困難，現實中真正能達成意定監護的案例並不多。

作為一項新近的法律制度，意定監護在司法實踐中的應用仍處於起步階段，公眾對於相關的法律概念和適用情形存在“盲區”。

有法律界人士擔心，意定監護制度在尚未成熟的階段被濫用。“有些羣體似乎把它當成了萬能的政策，好像找到一個監護人可以解決所有問題，而在目前的社會實踐中，意定監護剛剛起步，還未能顧及到全面的問題。尤其是協議生效後的操作，如何保障被監護人的意願，可能會有負面問題不斷髮生。”

記者在採訪中也瞭解到，尤其是部分老年人在尋找意定監護時，找不到合適的意定監護人。“由於意定監護大多涉及財產處置，一些個人和社會組織擔心由此引發的糾紛，而不願承擔意定監護的職責。”一名公證員説。

許多人對意定監護的顧慮，很大程度上來自於他人是否值得信任。在市政協委員、上海申浩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張玉霞看來，原始的意定監護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博弈，即“我賭我選中的監護人是個好人”， “比如當事人行為能力已經產生問題，難以在監護人有不當行為時自行維權，那這時由誰來監管監護人？法律還不明確”。

儘管制度還有待完善，但是意定監護是很多老人的現實需求，法律界人士認為，站在保障老年人合法權益的角度，簽訂“意定監護協議”時最好設立監護監督人。

業內人士告訴記者，實際操作中，公證處、法院、村居委或者民政部門都是天然的監督人，在費用支付等方面，監護機構也會定期形成監護報告，拷貝給相關方面。為了進一步降低可能的風險，根據監護協議，老人和機構雙方均保留隨時終止服務的權利。此外，老人也可以設置第三方作為監督人，監督監護服務的執行。

“制度探索是一個過程，從長遠來看，建章立制是很有必要的，也需要有相應的法律依據。”張玉霞建議，規範監護行為以及監護機構和工作人員的獲利行為，比如可制定協議範本，設立監護監察人條款，監管機構和監察人應定期查訪當事人情況，監護機構應定期報送服務情況。此外，應加強監護機構與法院、公證處、居委等部門聯動，監護機構應通過公證處簽訂協議，由公證處將信息與法院、居委共享，保障監護協議實際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