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楓：美國不僅需要下一個基辛格，還需要下一個凱南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晨楓】

基辛格的逝去代表了一個時代的逝去。這個百歲老人不僅經歷了20世紀最起伏跌宕的年代，也目睹了21世紀初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基辛格不屑於道德潔癖，他承認帝國實力的極限，尊重現實和力量平衡。他為美國爭取最大利益的途徑是不顧忌政治正確而保持現狀或實現和平。比如説，把戰爭擴大到老撾、柬埔寨是為了最後逼迫越南接受和談，策動政變推翻民選的阿連德政府是為了維持南美洲的親美現狀。道德潔癖者指責這些是綏靖、反民主，但作為Pax Americana的霸主，美國才是現有秩序與和平的最大獲益者。

基辛格與中國握手不是為了與蘇聯打仗，而是為了確保蘇聯受到最大的掣肘，不能在歐洲或者日本與美國打仗，無力在世界其他地方挑戰美國。這其實是最符合喬治·凱南“圍堵戰略”的。

1948年時，杜魯門和美國國務院對包括柏林危機在內的一系列蘇聯“反常”舉動弄得一頭霧水，要求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寫個報告來，喬治·凱南的《長電報》從此成為美國對蘇聯行為和思維的理解基礎和圍堵政策的依據。

《長電報》首頁，作者為喬治·凱南

凱南認為俄羅斯民族在被侵略中形成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這種不安全感反過來成為擴張和建立緩衝區的驅動力。這種不安全感是過激反應和過度尚武的根源，因此美國應該主要以政治、經濟、文化手段來圍堵蘇聯，軍事只是後盾；美國應該保持接觸但不發生衝突，保持靈活和自信，耐心地等待蘇聯的內崩，達到不戰而勝。

凱南是圍堵戰略的提出者，但圍堵戰略在實施中過度軍事化，是與凱南的策劃背道而馳的。此後凱南榮譽等身，但官場失意，並一輩子致力於批判美國安全戰略思維過度軍事化的錯誤，從越南戰爭到反恐戰爭，統統罵個遍。凱南的壽命比基辛格還長1歲，2005年時以101歲的高壽去世。

隨着中國崛起，美國萌生圍堵中國的念頭，意圖重演冷戰勝利，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中國是與蘇聯完全不同的挑戰。

在安全戰略裏，有一個緩衝區概念：在帝國與敵國之間，需要維持一個雙方都不進入的緩衝區，以避免兩敗俱傷的大國戰爭。

緩衝區在概念上被所有大國接受，但在實踐中問題多多。

緩衝區在敵我友定位上是灰色的、模糊的，並不存在明確的“隔離線”。但敵對雙方都希望緩衝區偏向自己一方，並且將緩衝區裏的“隔離線”儘量向對方的方向推移。也就是説，將本來應該中立的緩衝區變成“友好區”。

緩衝區的本意是建立雙方都同意的隔離帶，互相增加防禦縱深，但“友好區”增加的是自己的緩衝區，而推移“隔離線”必然壓縮對方的緩衝空間，實際上增加衝突的可能性，從緩衝區內的代理人戰爭開始，最終可能上升為大國之間的直接戰爭。

俄羅斯在歷史上遭受過來自東西兩方的侵略。波蘭-立陶宛公國曾經打進莫斯科，蒙古帝國更是橫掃。所以一旦強勢，俄羅斯就情不自禁地從擴大緩衝區開始，發展到擴展帝國疆土。但越來越大的疆土也意味着越來越多的邊境需要防守，越來越多的緩衝區需要打造。敵人越來越多，邊防越來越脆弱，俄羅斯（以及後來的蘇聯）面臨的不是越來越大的安全感，而是越來越大的安全焦慮。

凱南看準這一點，建議美國只要拉上盟國，在蘇聯門口安營紮寨，不用打，安全焦慮就足以使得蘇聯不成比例地將國力投入于軍事，本來就脆弱的民生經濟越來越失調，最終走向內崩。

喬治·凱南

美國沒有完全遵循凱南的建議，圍堵從一開始就以政治和軍事上的步步緊逼為主，也迫使自己不成比例地將國力投入于軍備競賽和國際政治上的寸土必爭，最終危害美國的國本，在越南戰爭期間達到高峯。

基辛格正確認識到美國實力的極限，從現實主義安全理念出發，“有所為，有所不為”，在放下戰略包袱（越南）、增加戰略支點（中國）的同時，為美國贏得了彈性防禦空間和戰略上的靈活主動，甚至誘使蘇聯不顧國力主動追擊，最終閃了自己的腿腳，比如在非洲通過古巴到處打代理人戰爭。

現實主義承認“凡存在的皆合理，凡合理的皆存在”，從實力平衡出發，從現實出發，在不受道義和價值觀約束的情況下，通過公平互利的妥協，實現最大利益。相比之下，理想主義從道義和價值觀出發，不接受妥協，不惜打破舊秩序，也要打造更加理想的新秩序。

在國力強盛的時候，理想主義有助於推進國家的影響，“讓世界更美好”；在國力虛弱的時候，現實主義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護國家利益。只是國力強盛還是虛弱都是相對的，尤其是相對於上一個時期，相對於當前主觀上的舒適區。

70年代的美國儘管受到越南戰爭的重創，在世界上的相對實力其實遠高於現在。美元沒有今天這樣的霸主地位，但競爭者是相對於今天的歐元來説更加弱勢的馬克、法郎、英鎊、日元。美國製造業依然強勁，日本汽車、德國汽車還沒有現在這樣成為主流；美國電子工業獨霸全球，日本只有消費電子剛剛冒頭，韓國、台灣根本不在產業版圖上；美國不僅保持從鉛筆到宇宙飛船的整個工業體系，在很多方面依然世界最大最強；全球化對美國經濟只是錦上添花，而不是現在這樣霸屏霸市。

但是美國相對於歐洲、日本的領先在滑落，美國相對於蘇聯的優勢在滑落。要制止這樣的滑落甚至“開倒車”，需要改革。

浪漫派的改革用宏大敍事激勵人民，但沒有現實可行的辦法的話，容易流於空談。現實派的改革從現實出發，注重可操作性，不拘泥於政治正確，敢於斷臂止損、絕地復生，常常背上罵名，但做成真事情。

基辛格尊崇real politik，或許可以翻譯成厚黑政治。他熱衷的秘密外交避人耳目，不受輿論甚至官場制約，到處拉仇恨，但他也是真做成事情的。除非對美國官場特別熟悉，還有人記得基辛格當國家安全顧問的時候，國務卿是誰嗎？還有人記得基辛格改任國務卿時，國家安全顧問是誰嗎？還記得他們做成過什麼事情嗎？沒錯，正是因為基辛格幹成了事，不光中國人記得，全世界都記得。

美國政治家、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圖源：路透社)

有人會説，里根才是把美國帶入輝煌的人。裝修過老屋子的人都知道，最艱難的不是裝修，而是前面的打掃屋子。正是基辛格輔佐尼克松，打掃了美國的髒屋子。

現在，中國崛起了，而美國又到了相對衰落的時候了。這一次，德國、日本不是問題，俄羅斯更不是問題，但中國是完全不同的問題，而美國既沒有凱南，也沒有基辛格。

中國的疆界在歷史上多有變遷，但大體達到自然邊疆的極限。在某種意義上，現有的邊垂在歷史上已經是緩衝區，隔離中原與周邊外國。歷史上中國並無擴張的衝動，長城就是這種民族心理的物化寫照。農業文明也決定了中國人注重在自己的土地上經營，對不適宜耕作的遠方不大感興趣，所以雪原、沙漠、凍土、海洋都沒有太大的吸引力。這一點與漁獵文明永遠這山望着那山高、追逐水草豐美之地和漁場獵場有本質不同。

這種內生傾向決定了中國是最不怕封鎖或者圍堵的。中華民族已經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了5000年，只要能擋住外敵入侵，再生活5000年毫無壓力。

以周邊外國為基地入侵中國則超出了圍堵，而是大國之間的直接戰爭了。美國要是想打直接戰爭，也有足夠把握打贏，早就不用費圍堵的事了。

美國不同於歷史上的殖民帝國。美利堅帝國並不來自於傳統的殖民擴張，而是通過經濟殖民和文化殖民，政治和軍事上的盟國圈反而是後來跟進的。換句話説，美國差不多跳過了緩衝區，直接在全世界打造友好區。一方面為自己贏得了巨大的緩衝空間，另一方面也背上了巨大的安全包袱，烏克蘭和以色列就是當前的痛點。在這一點上，今天的美國實際上和擴張到極點的沙俄沒有太大的兩樣：勢力範圍推進得越廣越遠，對手越多，威脅主次越動態，安全環境越複雜；進逼到離對手越近，安全焦慮也越大。

第一島鏈本來是美國的緩衝區，“在別人的土地上打仗”是一戰以來美國國家戰略不動搖的基本原則。但第一島鏈從緩衝區變成前沿區後，成為美國的防禦負擔。針鋒相對、寸土必爭更是對圍堵的機械的理解，真正的圍堵應該是彈性的，甚至“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

按照西方的傳統思維，如果美國退出第一島鏈，中國必然尾追，美國絕不願意白白放棄緩衝區。但是按照中國的傳統戰略思維，美國退出第一島鏈並不意味着中國尾追，保持雙方都不進入的緩衝區符合中國利益。“中國不要求親華，只要求不反華”，説明的正是這個事情。

最低限度，中國實力在第一島鏈之外就斷崖式下降，但讓出第一島鏈後，美國不僅卸下戰略包袱，還增加了彈性防禦空間。歷史上，希特勒的失敗正是起始於對東線德軍不準後退一步的死命令。

在理論上，美國強大的全球軍力可以在第一島鏈之外切段中國的海外貿易，扼殺中國出口。這一方面不能擊倒中國，中國的內循環太強大了；另一方面與全世界為敵。

全世界與中國貿易不是因為喜歡中國或者不喜歡美國，而是因為有利可圖。圍堵的另一要義是把朋友圈弄得大大的，把對手圈壓到最小。美國要是在中國不危及全球貿易伙伴的安全和利益的時候，尤其是在美國無法接替各國對華貿易的時候，切斷中國外貿，是在與全世界為敵，那就是不是圍堵，而是主動邀請被圍堵了。

基辛格最崇拜的是奧地利首相梅特涅。在拿破崙戰爭之後，梅特涅召開維也納和會，建立了列強制衡原則，“提攜”沙俄，抑制法國，在歐洲大國之間維持了100年和平，也為奧地利帝國延壽了100年。

基辛格通過“有所為，有所不為”，尤其是發現並抓住了中國這個制衡蘇聯的戰略槓桿，為美國的“里根中興”創造了條件。他也實際上成為美國的梅特涅，為美國霸權延壽了。

今日美國既缺乏深刻理解中國的理論家凱南，也缺乏從現實出發、不受政治正確束縛、善於在公平互利中妥協而為美國爭取最大利益的操盤手基辛格。美國的對華政策實際上是盲人騎瞎馬，在與想象中的對手廝殺。

美國一方面為不再能在世界上為所欲為而焦慮，另一方面認識不到帝國實力的極限。特朗普只是“跟着感覺走”，拜登則活在過去，都看不到中國崛起的內生動力和可持續性。

在基辛格時代，美國的強大使得美國有能力選擇有所為和有所不為，但現在美國的選擇空間小多了，主要是因為美國失去了習以為常的絕對經濟優勢。

凱南的圍堵理論實際上是符合“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以美國和整個西方壓倒性的經濟優勢為後盾，用總量上高於蘇聯但佔比上低於蘇聯的軍事投入，迫使蘇聯以不成比例的投入進行軍備競賽。經濟和發展的可持續性差距是壓垮蘇聯的磨盤，冷戰勝利歸根結底是經濟的，不是政治、軍事、文化的。

但現在情況反過來了，中國才是世界上唯一的製造業超級大國。中國製造業產出已經超過美國、日本、德國之和；根據IMF數據，中國購買力等價GDP也接近美國與日本之和，超過美國與德國之和。中國對全球南方的貿易已經超過對發達國家的貿易，這意味着中國不僅牢牢把握發達國家的存量市場，也牢牢把握全球南方的增量市場，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重心地位還在繼續上升。

美國只有在芯片科技等少量方面對中國下絆子，力圖拖慢中國的腳步。中國踉蹌了一步，但站穩腳步後，正在通過市場的土壤，政策的陽光，投資的雨露，科技的種子，全力打造獨立的信息和AI科技生態，並通過華為Mate 60系列初顯鋒芒。

相反，美國本來領先的芯片科技因為離開中國這個世界最大市場，有失血的危險。英偉達和美國商務部玩貓捉老鼠，不是因為黃仁勳生性頑皮，而是因為中國市場對英偉達是飽漢與餓漢的差別。

除了金融，信息與AI恰好是美國最有活力的經濟領域。美國很明白不能靠牛肉和小麥贏得與中國的競爭，離開實體經濟的金融也是“基礎不牢，地動山搖”，但如何重建美國的經濟健康和領先，美國陷入了深刻的困惑，並經受了一輪又一輪的挫敗。

美國對美中競賽的終局並沒有明確、可實現的設想，更談不上明確、可實現的路線圖。美國急需能在理論上深刻理解中國的下一個凱南，美國更需要能在實踐中尊重中美現實和美國實力極限的下一個基辛格，但美國只有自以為是的班農和沙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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