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以哈衝突的輿情戰對中美輿情博弈的啓示與借鑑
guancha
自10月以哈衝突爆發以來，中東地區再次成為全球焦點。這輪衝突不僅發生在以色列和哈馬斯之間，也發生在各國親以色列和親巴勒斯坦的力量之間。
近期在互聯網上被熱議的一個話題是，由於社交媒體的多元化（例如TikTok的廣泛使用），西方精英控制輿論的“神話”被打破。例如，以哈衝突之初，西方主流媒體按照慣例支持以色列。然而，慣用的輿情控制手法沒能限制住多元短視頻平台將真相帶到民眾的面前，大量西方民眾都在譴責以色列對平民的攻擊，揭開了西方媒體精英的虛偽與雙標。
在此背景下，“大灣區評論”專訪了鄭永年教授。
【受訪者/鄭永年】
社交媒體只是工具，有效性取決於如何使用
**大灣區評論：**隨着TikTok這樣的並非完全由美國掌控的新興互聯網平台的崛起，西方精英對輿情的控制力是否已經開始變得虛弱乏力了呢？如果中國能憑藉TikTok衝破西方輿情的封鎖，是否會引起西方對TikTok更進一步打壓和封殺？
**鄭永年：**這種結論顯然太過簡單化。在俄烏衝突之前，TikTok就已經是歐美最大的短視頻平台。但在俄烏衝突期間，TikTok卻並沒有在歐美民間將大量包括中國在內的反戰國家呼籲和平的主流聲音有效地呈現出來，也無法影響西方對俄羅斯的極限輿情戰。所有社交媒體都只是工具，它們的有效性取決於如何使用。
TikTok是當前最為主流的大眾短視頻平台，並不完全受西方資本和政治精英的直接掌控。它的確有效地引導巴勒斯坦的輿情，但同時也因為沒有刪除相關視頻而承受了來自美國政治勢力的壓力。一個不能忽略的事實是，其它幾個受親以色列資本和政治勢力影響或掌控的互聯網平台，也出現了大量的親巴勒斯坦或反以色列資本的內容。
時政輿情行業內有一個較為明確的判斷，即便TikTok實施和Facebook等互聯網平台同等強度的刪帖與遏制的手段，整個西方民間依然會出現親巴勒斯坦和反以色列的輿情。類似當年美國建制派權貴聯合打壓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的情況——“封殺”特朗普的社交媒體賬號，但支持特朗普的輿情依然沒有根本上的轉變。
在本次以哈衝突的輿情戰中，美國親以色列資本和政治精英對輿情操控失敗。其原因是相對於親以色列精英所控制的傳統輿情力量，親巴勒斯坦與反以色列的輿情力量在互聯網時代的西方輿情體系裏佔據了較大的優勢。只是這種優勢在傳統的輿情視角下，被很多人低估了。
10月16日，在加沙地帶南部城市汗尤尼斯，人們從遭以色列空襲損毀的建築廢墟前走過。（圖/新華社）
在當下的輿情戰中，互聯網平台上信息源本身及其數量在用户心中的信任度是具有決定性的。互聯網平台只有間接的掌控權和有限的限制力。在傳統媒體時代，大型傳媒機構壟斷信息源，誰控制了為數不多的大型傳媒，誰就掌控了民眾幾乎所有可見的信息源。而在互聯網自媒體時代，網絡平台將此權利讓渡給了平台上每一個可以發佈信息的傳媒機構、網紅羣體，甚至是普通個人。
在時政輿情領域，每一個可以被影響和調動的可發佈或傳播信息的賬號統稱為信息源。輿情戰中，發佈偏向某一方內容的信息源數量越多，信息源的分佈越廣，同等條件下這一方的輿情優勢就越大，互聯網平台遏制起來就越困難。
另一方面，網絡信息的最大特點是真假難辨。如果要想鑑別信息的真偽，即便是專業人員都需要付出極高的成本。因此，民眾對信息源的信任度就成為另一個決定輿情戰勝負的重要維度。
經驗地看，普通民眾對於信息源的信任度一般分成四個級別：第一，民眾直接認識並且信賴的親友的賬號，佔據信任度的最高位（民眾親友發佈的一手信息往往被等同於真實本身）；第二，如民眾關注和信任的政客、意見領袖（民間俗稱網紅）等賬號發佈或者轉發的信息；第三，民眾關注或者熟悉的傳統媒體和相關賬號發佈的信息；第四，信任度排名最低的是用户關注度低的賬號所發佈的信息，或由平台的推送機制推到用户面前的自由信息。
本次輿情戰中，西方民眾中存在大量的親巴勒斯坦人羣和反對支持以色列財閥的人羣。因此，親巴勒斯坦和反親以色列財閥的輿情勢力，在信息源數量和信任度上完勝支持以色列的輿情勢力。
在過去10多年間，中東移民和穆斯林人羣在歐洲和北美洲中的人口比例大幅度增長，促使西方民間親巴勒斯坦的社交媒體賬號數量巨增。尤其在整個歐洲，穆斯林的人數是快速增長的。
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表明，截至2021年，法國、德國、英國的穆斯林人口占比在6%至9%之間。在歐洲，15歲以下的穆斯林佔比為27%左右。如果只統計歐洲人口百萬以上的大城市，這個比例將會更高。2021年，在比利時港口城市安特衞普，穆斯林佔小學兒童的近半數，布魯塞爾百萬人口中有四分之一是穆斯林。
這些中東人羣或穆斯林人羣成了西方民眾中天量的信息源，相比於猶太裔族羣，其數量佔絕對優勢。這些羣體很容易通過社羣、人脈、對故鄉相關的網紅等各類渠道，瀏覽到大量的巴勒斯坦民眾的悲慘圖片和視頻。同時，這些親巴勒斯坦的人羣也能直接接觸到大量西方的普通民眾。他們直接發佈、轉發或者通過互動散播的信息，能夠有效地在西方基層民眾間傳播開來，讓西方的普通民眾看到、感受到，並且相信巴勒斯坦人的悲慘遭遇。
面對這種天量的信息源，支持以色列的資本通過各種手段對互聯網巨頭進行了施壓，並企圖在公共輿情上對反以色列勢力和親巴勒斯坦勢力進行扼殺。但由於互聯網輿情的特性，這種遏制難以奏效。這類信息在實施了大量刪帖的互聯網平台也有程度不同但足夠廣泛的傳播，大家從歐美民間聲勢浩大的遊行中可想而知。
10月21日，在美國芝加哥，人們參加聲援巴勒斯坦的遊行。（圖/新華社）
針對每一個具體的用户，互聯網平台能完全掌控的信息源，其實只有信任度最低的自由信息部分。用户和自己通訊錄裏的親友聯繫，很難受到平台的限制，除非平台大面積封禁普通民眾的信息交流內容。至今沒有任何一個互聯網平台會針對自己的用户啓動大面積的交流限制，因為這對互聯網平台來講等同於“自殺”。
平台對信息控制的日常操作相對有限。當大量需要限制的信息出現時，傳播這類信息的賬號數量（信息源）也突破了相關極限，互聯網平台的控制力就會顯得極為蒼白。在本次針對巴以衝突的輿情戰中，力挺巴勒斯坦的信息源數量，就被認為是突破了一個平台可以扼殺的極限。
作為對比，俄羅斯裔人羣在西歐、北歐以及北美各國的總人數約為法國一個國家的穆斯林人羣的十分之一。因此，親俄羅斯的輿情在西方社會缺乏信息源，不佔客觀優勢。
另一方面，由於當下互聯網時代政治動員的邏輯，更多的新興政客、新興意見領袖站在親巴勒斯坦或反對以色列及其背後資本的一方。這與親以色列資本對輿情的掌控力最強的70至90年代有了根本的不同。
政治勢力難以操控或者沒有全力操控輿情，也與西方的選舉政治有關。
西方政客競選的邏輯是在進行競選時必須獲得比對手更多的選票才能勝出。因此，政客通過媒體對目標選民宣傳自己的政策、承諾為選民爭取利益是競選的核心事務。在互聯網自媒體時代興起之前，一般的政客無法針對種族或傳統社會的邊緣人羣（如LGBTQ）進行精準的宣傳。政客們只能依賴傳統的大型媒體進行宣傳。
由於非精準的傳統廣告是其主要收入來源，傳統的大型商業媒體（電視，報紙等）往往都針對西方社會佔比最大的中產階級進行運營。因此，不同黨派、持不同政見的政客的共同特徵是圍繞中產階級來制定主要政策。維護中產階級、爭取中產階級或者至少不得罪中產階級，成為了西方政客的共識。值得一提的是，70年代後，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傳統媒體的“黃金時代”也是西方中產階級人羣佔比最為龐大的時代。
在互聯網自媒體時代，對於用户來説，平台的使用是免費的，不同的種族、社羣、少數邊緣羣體獲得了屬於自己的免費的媒體、交流社羣和發聲平台。大眾民主時代奉行幾乎無門檻的一人一票制度。選票成本就從底層邏輯上促進了認同政治的興起（認同政治的興起還有其它原因，互聯網自媒體的興起只是其中一個原因）。相比於爭取相對更為理性、具有長期思維的中產階級，爭取傳統社會邊緣人羣會更為高效。
一個政客要説服一羣中產階級認同他在發展當地經濟上的政策，可能需要大量的準備和協調眾多商業資源。根據業內統計，在紐約這樣的核心城市，針對中產階級的國會議席選票成本可以高達上百美元一張。選票成本類似於國內互聯網從業者熟悉的獲客成本。區別在於，前者的宣傳目的是讓目標人羣投票，後者的推廣目的是例如讓目標人羣下載app併成為有效用户。但一個政客爭取同性戀羣體的支持，可能只需要公開表示支持通過關於同性戀可以自由選擇進出入男女廁所的法律即可。在種族維度上，只要尊重一個少數裔的習俗、宗教，甚至是按照少數裔的風格打扮，然後再為其爭取經濟上的福利、改善經濟狀況，政客就可以相對容易地俘獲這類選票。
因此，政客本身和參與政治、協助政客獲取選票和政治影響力的大量網絡輿情領袖，都會針對傳統社會邊緣族裔、邊緣人羣大搞認同政治。國內很多人看來匪夷所思的美國“0元購”運動，其實就是政客們通過立法慷他人之慨、獲取邊緣人羣選票的醜惡政治伎倆。
支持以色列的資本和政治精英缺乏這種新興的認同政治勢力的支持。
在傳統媒體時代，美國政客們爭取選票的基本盤是佔全國7成人口比例的中產階級。這些中產階級更為敏感的是國內的税收政策、商業環境、公共法令等；相對不敏感或者容易受傳統媒體操作認知的，是離他們較遠、相對普通民眾更具專業辨別門檻的海外外交政策。
親以色列的資本通過直接投資、捐贈、贊助等手段，憑藉雄厚的財力，控制了主要的媒體、影視文化產業（例如好萊塢）、關鍵性的智庫，以及在民眾有着良好口碑的頂尖學術機構。通過這種控制，塑造了對以色列極為有利的大眾輿情環境。同時，親以色列資本通過遊説、競選資金等手段直接支持政客的競選。
親以色列資本控制的知名影視文化產業——好萊塢
由於公共輿情對以色列有利，而猶太資本的財力在美國幾乎沒有其它團體能出其右，因此，在這套運作模式趨於成熟的70年代起至互聯網自媒體時代興起前，政客們幾乎不約而同地會選擇推行有利於以色列的政策。這種策略對政客來説，經濟資源收益極大，對公眾的政治負擔極小。
正如剛才所分析的，互聯網自媒體時代，政客們和參與政治的意見領袖們開始大搞認同政治，同時，輿情也不再由極少數大型媒體所掌控，而是讓位給了大眾自媒體。對於要爭取穆斯林少數裔，和反以色列的相關少數裔或邊緣人羣（由於猶太人的商業地位和行事風格，他們長期被處於經濟上劣勢的邊緣羣體所仇視）的意見領袖和政客來説，支持以色列和其背後的資本不僅不再是政治負擔極小，反而是可以摧毀其政治資本的行為。
因此，雖然政客們因為忌憚親以色列資本的財力，沒有做出不利於以色列的行為；而大量的網絡意見領袖，尤其純粹憑藉社交媒體興起的新興的中小意見領袖，卻因為要保持其認同政治下的影響力，開始力挺巴勒斯坦，或者旗幟鮮明地反對以色列。
綜上所述，在本次輿情戰中，支持以色列的資本在信息源的數量和信任度上都輸給了親巴勒斯坦和反以色列的輿情勢力，因此，以色列在本輪的輿情戰中完全沒有了傳統傳媒時代的輿情掌控力。
值得注意的是，親以色列的資本在本次輿情戰失利的情況下所做出的反應。近日很多媒體都在報道，美國猶太億萬富豪巴里·斯特恩利希特（Barry Sternlicht）正在號召進行反哈馬斯媒體戰。斯特恩利希特利用自己的人脈，在向眾多猶太富豪籌款，預計籌集資金將達到5000萬美元。另一位猶太富豪也在以自己的方式進行輿情反擊。著名對沖基金經理、億萬富豪比爾·阿克曼（Bill Ackman）提出讓哈佛大學公開參與親巴勒斯坦學生組織成員的名單，並表示要對這類學生不錄用，隨後一眾親以色列的富豪都附和了這一提議。
這些反擊的思維和手法，依然停留在傳統媒體時代的輿情戰範疇。有證據表明，這類手段的效果會適得其反，即便是長期和親以色列資本關係密切的美國前財政部長勞倫斯·亨利·薩默斯，也公開呼籲各方保持冷靜，委婉表達了對阿克曼等猶太富豪的不支持。
中國如何應對未來美國的輿情戰？
大灣區評論：從時政輿情的角度分析，在民間基層人口優勢和大量中小意見領袖出於認同政治的雙重加持下，親以色列資本的傳統輿情控制手段似乎難以奏效。這對中國應對未來美國的輿情戰，有哪些可以借鑑的地方？
**鄭永年：**的確，美國這些年屢次發起對華網絡認知戰，中美在網絡輿情領域的較量也越來越激烈，如果管控不好，受影響的不僅是兩國的外交關係，也會影響兩國的內政。
要有效應對美國對中國的輿情戰，是一個宏大而複雜的工程，未來將更系統性地和大家分享，今天這裏我們簡單地討論兩個很重要的點：第一，我們要明確中國突破美國輿情戰的其中一個重要目標人羣；第二，針對這類人羣如何講好中國的故事。
一個常被忽略的事實是，在2010年至2020年互聯網媒體興起的十年間，美國民間對中國一直不乏正面的輿情，儘管在此期間，美國的傳統媒體平台、大部分智庫和眾多學術機構，都對中國的政治改革和經濟發展持負面評價。這些傳統輿情的精英團體對中國製度的妖魔化只是在近兩年加劇了，但是將中國政治制度簡單地標籤化、污名化的行為其實過去一直存在。
互聯網自媒體興起的初期，美國民間對中國的正面輿情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由於中國在科技投資創業的浪潮中與美國的風投資本大規模互動造成的。據Wind數據統計，從2010年至2020年，200家中國創業公司赴美上市，中國每年吸納的風險資本高達數百億美元（根據Crunchbase數據，2021年創紀錄達到870多億美元）。在此期間在華爾街資本最炙手可熱的追捧對象，就是各種中國概念股。
股市和風險投資都是典型的客觀對象，漲跌都是實在的經濟利益。無數投身其中的人希望通過信息優勢和認知優勢預判未來，從而獲得豐厚的回報。相關的投資人羣一直在從整體宏觀和行業微觀等多個維度儘可能地瞭解和研究中國。這種瞭解和探究並不受那些數十年來持續污名化、負面標籤化中國的那些所謂西方中國專家的影響，為這些人的簡單論調所左右。道理很簡單，因為這個羣體中的大部分人數十年來持續唱衰中國，但是從未正確過。
投資人羣之外，很多高端人才也會因為要考慮加入中國公司，或者公司管理層需要考慮是否跟中國相關新興公司合作，都會想要客觀地瞭解中國。
因此，整個西方民間形成了一個希望瞭解真實的中國，也具備客觀認知中國能力的高端基礎人羣。這個羣體雖然在絕對數量上不佔總人羣的多數，但是他們的社會影響力卻不可小覷。
令人遺憾的是，在這個羣體形成的接近10年之間，中國的知識界沒有形成自己的知識體系，更談不上對這個羣體進行系統性地理論輸出。這個羣體對中國的認知停留在以經濟預測、投資環境評估這類實用性的淺層次理解之上。同時，這個羣體運用的社會學知識也僅限於在西方現有的知識框架中，便於他們用來解釋和預測中國。也就是説，這個羣體並沒有形成對中國的深刻認知。
在2020年之後，中美博弈日趨激烈，美國不斷啓動花樣繁多的遏制中國的政策，其中在經濟和投資領域的一環，就是限制美國的資金投資中國的科技公司。時政輿情的專業羣體內有一個共識——這種經濟遏制政策給中國的國際輿情帶來的負面效應被嚴重低估了。大規模民間投資互動的坍縮，直接導致了在美國高知社會人羣中，客觀看待中國、研究中國（哪怕只在經濟領域）的人羣迅速萎縮，與中國相關的正面輿情信息的熱度也因為沒有了實用主義的需求，出現了塌方式的衰減。
因此，從目標人羣的選擇來講，中國值得爭取且一定能爭取到的人羣是客觀理性的、有社會影響力的海外人羣，以作為中國抵抗美國輿情打壓的人羣基礎。通過進一步的經濟開放、金融開放，甚至是精準的單邊開放，重新構建一個海外人羣投資中國、參與中國的經濟發展，尤其參與投資中國科技公司的市場。
要讓這個羣體中的一部分人頻繁往返於中國和其母國，甚至長期生活在中國，另一部分人就算不生活在中國，也長期和中國的相關人羣深度的交往。這樣的人羣會在美國妖魔化中國時，起到正面的作用。當中國和他們的利益相關，或者他們是中國發展的利益相關者，他們就更需要一個更為客觀公正的視角。
明確了人羣的特點，中國就需要搭建符合目標人羣需求的媒體平台，包括但不限於獨立的和非官方的網站、自媒體賬號、知識諮詢品牌等。相關的很多內容我在《中國敍事》中有較為詳細的論述，此處不再重複。我僅針對當下圍繞巴以衝突的輿情戰強調一點常被忽略的問題。
在互聯網輿情戰中，針對理性程度高、心智相對成熟的目標人羣，單純的罵戰是無效的。本次圍繞巴以衝突的輿情戰中，為什麼反以色列的輿情勢力會顯得比以往強大很多？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親以色列的資本在美國通過遊説影響的外交政策，近年來愈發背離了美國的根本利益，這一點引起了越來越多的盎格魯撒克遜政治精英以及學術精英的反思與警惕。
這批精英在過去的十多年裏，通過系統的、理性的分析，在美國的高知人羣中建立了深厚的輿情基礎。其中一個代表性的著作就是米爾斯海默與沃爾特的《以色列遊説集團與美國對外政策》。這種理性、客觀、冷靜的分析，遠比單純的妖魔化親以色列資本“吸血鬼形象”的輿情攻擊來得更有效。鑑於這類人羣也屬於中國應對美國輿情打壓所要倚重的目標人羣之一，這種形式的內容非常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鑑。
如何突破信息源數量的限度？
大灣區評論：近年來，不管是官方還是民間，中國一直在嘗試建立可以針對海外人羣、具備一定粉絲規模的自媒體賬號，但收效甚微。很多海外自媒體賬號的從業者都體會到，當下美國已經大幅加強了對中國自媒體賬號和相關網站的打壓。很多新興的、希望為中國發聲的自媒體賬號遭遇限流、推廣受限幾乎是常態。俄烏衝突時美國在各大互聯網平台封殺或限流了幾乎所有俄羅斯媒體賬號，這件事情我們仍記憶猶新。
根據您剛才分析，基礎人羣的數量和信息源的數量超過一定限度後，其實是可以突破互聯網平台的遏制的。那麼，我們應該如何突破信息源數量的限度？突破的方法又是什麼？
**鄭永年：**有這種擔憂是正常的，因為我們大部分人還在按照傳統輿情思維看待互聯網自媒體時代的輿情戰。互聯網時代的輿情戰中，起核心作用的輿情信息很多時候都沒有和最早發出這個信息的信息源綁定，而是存在大量的信息源對其進行長期的廣義引用。這次圍繞巴以衝突的輿情戰就很好地體現了這一點。
要簡單地闡述這個問題，我們需要釐清兩個點：第一，中小時政類，財經類網絡意見領袖的日常工作狀況；第二，什麼是自媒體信息的廣義引用。
大量的時政類中小意見領袖，其實都是極小的團隊，甚至就是一個人的工作室。但是，由於互聯網自媒體時代信息的實時性熱度和流量的相關性，每個意見領袖都必須儘快針對熱門事件發聲，儘早推出自己的內容，以求獲得更多的流量。因此，海量的中小意見領袖真正的工作其實就是偽裝成一個財經類、時政類專家，靠閲讀經得起時間檢驗的、真正的專家著作，然後針對目標人羣加以自己的觀點和判斷進行二次創作。
很多中小網紅由於水平的限制，可以説僅僅是拙劣的抄襲，甚至還有大量的賬號根本不去直接閲讀真正專家的著作，而是快速跟進其它自媒體意見領袖製作出來並被市場驗證的內容，進行修改加工。相信一部分讀者在中文互聯網上已有深切的體會，大量中小時政和財經網紅針對熱門事件的評論幾乎都是雷同的。
當然，也有一部分注重品質的網紅或意見領袖會做出高質量的二次創作。這部分互聯網自媒體創作是有着高度針對性、高度細分人羣適配的創作。例如，同樣是闡述金融概念，針對高知人羣，互聯網自媒體人一般會從嚴謹和專業的角度直接用數學公式描述，但是，針對普通大眾的自媒體就會用實際的案例進行舉例，對相關概念做簡化，哪怕這會導致準確性的降低。
無論是低劣的抄襲，還是有品質的二次創作，在互聯網輿情領域都統稱為廣義引用。
《以色列遊説集團與美國對外政策》作者，斯蒂芬·沃爾特（左）與米爾斯海默（右）
我剛才提到了一個案例，由米爾斯海默與沃爾特撰寫的著作《以色列遊説集團與美國對外政策》。這本書詳細地闡述了猶太遊説集團的運作機制與其對美國外交產生的負面影響。這本書裏的很多觀點在2005年左右就在其它相關著作中出現。在本次圍繞巴以衝突的輿情戰之前的十多年間，但凡美國遇到中東外交的困局或失敗，全球數以十萬計的反對無條件支持以色列的中小時政類網紅，大部分都會對這個著作裏的觀點進行廣義引用。
該書的作者在本次巴以輿情戰中，並沒有直接參與動員任何形式的針對以色列和猶太財閥的輿情攻擊。事實上，他們無論直接參與本次巴以輿情戰與否，這些學術研究成果都由於其分析框架的有效性、良好的解釋性和高準確度的前瞻性，對本次巴以輿情戰中西方高知人羣的輿情起到了核心的貢獻。
面對理性的高端人羣，他們的輿情邏輯和非理性人羣有着顯著的不同，他們十分在意內容的前瞻性、準確性，也會有意識地通過覆盤，不斷地選取高質量的內容源。因此，目標粉絲為高端人羣的數以十萬計的時政、財經類中小博主，都在不斷尋找優質的內容源。誰能輸出優質的、對己方輿情有利的內容源，這部分高端人羣的輿情裏，就會長期擁有對應的信息源數量優勢。
中國要突破美國的輿情戰，信息源的建設肯定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針對目標人羣，如何輸出一個對中國發展乃至世界發展有效的分析框架，以及一套良好解釋性與預測性的原創理論。通俗地説就是講好中國的故事。我們過去數年間對海外宣傳的建設，過多停留在建立賬號的粉絲數量、瀏覽量等簡單的指標上，對真正輿情戰所要考核的關鍵指標，如核心內容的廣義引用量等概念瞭解不足。
我們要認識到的是，互聯網自媒體時代美國的輿情戰看似可怕，實則不然，中國有能力打贏這樣的輿情戰。
（本文原載於微信公眾號“大灣區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