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姬”安在？我國科技考古團隊首次發現敦煌“混血兒”

據新華社報道，“胡姬貌如花，當壚笑春風。”唐代大詩人李白曾如此描述盛唐氣象。但詩中的“胡姬”來到大唐後是否留下並融入當地生活，是個有趣的謎題。

我國科技考古團隊近日發現兩例生活於曹魏—唐代時期的敦煌“混血兒”，推斷出——唐代有“胡姬”嫁給了當地男性，繁衍了後代，融入了中華民族血脈。

作為絲綢之路上的黃金通道，河西走廊自古以來便是東西方人羣交流的重要橋樑，東西文明長期在此互聯互通、互學互鑑。然而，由於缺乏古DNA數據，該地區人羣歷史的研究長期處於近乎空白的狀態。

據復旦大學新聞網站18日消息，近日，復旦大學科技考古研究院文少卿團隊、生命科學學院金力團隊聯合廈門大學王傳超團隊及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次獲取25例來自河西走廊中部的黑水國漢代墓地和河西走廊西端敦煌佛爺廟灣曹魏-唐代墓地的古基因組數據，並整合已發表的河西走廊及其周邊人羣的古基因組和現代人的全基因組SNP芯片數據進行了羣體遺傳學分析。

12月16日，相關研究成果以“Inferringthe demographic history of Hexi Corridor over the past two millennia from ancient genomes”（《古基因組揭示河西走廊過去兩千年的遺傳史》）為題在Science Bulletin（《科學通報》）上發表。該研究通過古基因組比較分析，重建了近兩千年以來河西走廊的人羣遺傳歷史，以科技考古手段證實了重大歷史事件對河西走廊人羣的影響。

早在漢代，黃河中下游的大規模移民便參與了河西走廊的建設

課題組對漢代以前、漢代至唐代、現代等三個時間段的基因組數據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在新石器時代晚期至漢代，河西走廊人羣至少發生了一次明顯的遺傳成分轉變，即以齊家文化為代表的黃河上游新石器晚期祖先成分轉變為黃河中下游新石器時代晚期/青銅晚期鐵器時代早期的祖先成分，這種轉變甚至影響到了新疆東部。

課題組發現，這次遺傳成分的顯著轉變，與張騫“鑿空”及漢王朝經略西域並設置“河西四郡”的歷史息息相關。

《史記.平淮書》雲：“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這表明，漢王朝在設置郡縣的同時，向朔方、隴西、河湟、河西走廊和西域等地都進行了大規模的移民屯田，這些移民中，相當一部分來源於弘農郡、河內郡、琅琊郡、昌邑國、河南郡及大河郡等黃河中下游郡縣。

而上述古DNA研究的結果，證實了漢代以後，黃河中下游的大規模移民便參與了河西走廊的建設。

“混血兒”在敦煌，多元文化並存的佐證

《漢書·地理志》載：“敦煌郡，武帝后元年分酒泉郡置。”作為河西走廊的最西端及絲綢之路上的重鎮，自漢代以來，敦煌的戰略地位與日俱增，其向西連接西域，向東溝通中原腹地，成為歐亞大陸文化、宗教和人羣交流的十字路口。

本次研究中，課題組在敦煌佛爺廟灣墓地曹魏時期和唐代的個體中各發現1例歐亞大陸東西部的混血個體，其歐亞西部祖先成分分別高達~30%和~50%。有趣的是，這兩例個體都顯示出當地男性和歐亞西部女性的偏向性混合，這種人羣混合模式在契丹和蒙古帝國中也有發現。此外，**這兩例個體均葬於集體墓地中，“説明這些混血後代沒有因‘華夷之辨’受到家族的區別對待，體現了敦煌的開放包容之風。”**研究人員介紹。

敦煌莫高窟舉世聞名，其藏經洞中出土的文本資料同時涵蓋佛教、道教、瑣羅亞斯德教、摩尼教等主題，這一時期出土的墓葬壁畫及畫像磚中亦可見漢人、羌人、氐人、鮮卑人及龜茲人等不同的民族形象共存。在課題組看來，歐亞大陸東西部混血個體的發現，便是敦煌這座城市多民族融合、多元文化並存的佐證，更是絲路繁華的縮影。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現今河西走廊人羣普遍是“混血兒”

通過對現代人的全基因組SNP芯片數據的分析，課題組發現，現今河西走廊人羣是歐亞西部相關血統和本地歷史時期人羣血統的混合，歐亞西部祖先成分約為5%-20%。與歷史時期的河西走廊人羣相比，現代甘肅漢族及東鄉族、保安族和裕固族等河西走廊特有民族普遍受到了額外的歐亞西部人羣遺傳影響。

據推測，河西走廊人羣歐亞西部人羣和本地歷史時期人羣的混合時間約在距今600-1000年，這一時期中，最重要的歷史事件是蒙古帝國擴張。

史料記載，成吉思汗及其子孫西征的過程中，從中亞、西亞等地徵召大量軍士和工匠，他們成為蒙古軍的一部分，部分駐守在河西走廊。此外，元朝政府為了充實河西走廊的户籍，也從西域遷徙大量軍民到河西走廊駐屯，這些歷史事件進一步拓展了東西方人羣的交流，並深刻影響了河西走廊現今語言-民族格局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