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柯蒂斯&伊安·克勞斯：“一帶一路”倡議將定義全球城市的未來-西蒙·柯蒂斯、伊安·克勞斯

【文/西蒙·柯蒂斯、伊安·克勞斯，翻譯/觀察者網 郭涵】

2023年10月，世界多國領袖齊聚北京，慶祝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週年，這是中國近年來大國外交戰略的核心手筆。“一帶一路”倡議的龐大體量與雄心勃勃的目標吸引了全世界的廣泛關注。中國已經投資了1萬億美元，並計劃通過新建公路、鐵路、港口與能源基礎設施，技術和網絡空間的創新將150多個國家聯接起來，鼓勵商業往來和互聯互通，同時令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進一步靠近中國的市場和政治影響力。

雖然“一帶一路”倡議面臨各種解讀，但有一個關鍵方面卻往往被忽視：它還是一個龐大的城市化工程，可能定義全世界許多城市的未來，尤其是當其他國家並沒有在這個領域與之競爭時。國際關係層面的分析往往錯誤地忽略城市發展的影響。事實上，基礎設施、城市形態與大國建立的國際秩序之間有着內在聯繫。縱觀歷史，大國不僅僅將城市當做貿易與宗教聯繫的節點，還把它們視為各國現實與象徵性實力的投射。冷戰結束後形成的美國單極時刻，就是以一種獨特的城市形態——全球城市——所支撐的。數十年來，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擴張塑造了倫敦、紐約、首爾、悉尼與東京。反過來，這些城市的崛起也帶動了美國全球影響力的提升。

與此同時，中國正在開創自己獨特的基礎設施與城市形態：自1979年實行改革開放、設立經濟特區與開啓爆炸性增長以來，中國改造了國內的各個城市，通過對城郊農村進行城鎮化改造、建設摩天大樓實現城市縱向與橫向的擴張，並將中國城市同亞洲和世界各地的經濟體聯繫起來。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前，四十年來，城市空間都處於中國經濟與戰略願景的中心位置。如今，北京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將目光與資源轉向國內外的城市空間，這預示着數十億城市居民的生活將迎來翻天覆地的改變。

建設中的埃及新首都CBD項目 圖自：中國建築集團網站

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長期規劃一直圍繞2049年這個具有象徵意義的年份展開，那是中國共產黨在20世紀解放戰爭中勝利的100週年。如果“一帶一路”倡議取得成功，它將重塑整個世界，再現上古與中世紀時期絲綢之路的盛況。在西方崛起之前的一千多年時間裏，絲綢之路打造的貿易網絡和城市樞紐將非洲與歐亞大陸的人民緊密聯結起來。中國期待各國加深互聯互通，這可能催生一種全新的跨國市場，變革全球經濟的關節枝幹。從2012年中國主持對加納海岸角一處漁港市場的再開發，到新建斯里蘭卡漢班託港口，再到對巴基斯坦兩千英里土地的改造，這些規模從小到大的項目表明，“一帶一路”倡議已經開始顯著地提升中國對外國城市的影響力。北京正在試點建設“生態城市”，這對朝可持續城市生活的轉型可能是件好事，但同時也在輸出新的城市智能監控技術。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了一種可能性，即可以不通過戰爭來重建國際秩序，而是通過建設連接各國的物質媒介，將中國的影響力、文化與發展模式帶到世界各地。如果西方國家既想維持其經濟和地緣政治的影響力，又想保護數十年來作為其城市空間標杆的世界主義文化，他們必須更加嚴肅地思考如何應對“一帶一路”。這不是一件輕鬆的工作。美國和歐盟的決策者已經開始制定同“一帶一路”倡議開展地緣政治競爭的基建開發計劃。但那些計劃需要得到更多支持。

然而，在這些日益分裂和失序的民主國家，領導人缺乏中國那種快速調動海量資源、提前規劃未來半個世紀發展的能力。他們必須在加快步伐的同時，確保更長時間跨度中的可預測性與兑現承諾。畢竟，“一帶一路”倡議不僅僅是一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它已經將中國的影響力傳播到世界各地，且在為一種中國引領的國際秩序奠定基礎。

都市傳奇

千百年來，大國的影響力都取決於其城市與基建水平。反過來，城市的形態也隨着帝國的變化而變遷。當亞歷山大大帝從馬其頓出發，踏上征服已知世界的遠征時，他最終給中東與中亞地區留下了一連串星羅棋佈的新城市，當地長期受到希臘文化與建築風格的影響。海外殖民時代，大英帝國斥巨資建設鐵路與港口，用於帝國向全世界投送軍力。直到今天，英國殖民時期建立的港口、鐵路，行政與商業建築和法律文化依然在印度新德里、南非比勒陀利亞與新西蘭的惠靈頓等遙遠城市留下持久的影響。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數十年是城市發展史上的另一個轉折性時刻。整個歐洲和亞洲都有大量城市需要重建。法國、英國、美國和蘇聯分別啓動了龐大的住房建設工程，旨在改善全世界工人階級與中產階級的生活水平，重新協商公民與政府之間的關係。隨着冷戰的深化，美國與蘇聯格外重視影響海外國家的城市發展。在美國的政府、企業與現代藝術博物館等文化機構的支持下，美國的汽車、預製房屋和家用電器被運往世界各地，向數百萬人推介民主的設計理念與消費習慣。

1955年於華沙建成的科學文化宮，高237米，目前仍是波蘭第二高建築

蘇聯則投資建設了氣勢恢宏的高樓，比如整個歐盟第六高的建築——波蘭的科學文化宮，來體現共產主義的先進與力量；其至今仍是華沙第二高的建築。莫斯科對興建住宅樓的龐大投資相當於創造了一座座小型城市，並在對生活空間的設計中精心體現共產主義理念。蘇聯在20世紀末的解體、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勝利”加速了全球城市的擴張：在東京，六本木新城、汐留城市中心與品川的摩天大樓拔地而起，與歷史悠久、各種美食街與後巷交織的的橫丁街區一道定義着這座城市的風貌與經濟。

諮詢顧問、律師以及其他服務大企業的專業人士得以自由舒適地在這些全球城市之間流動。這種城市形態的基礎是美國實力的絕對霸權，它維繫了一個全球市場與強調市場經濟的文化。然而，當這些城市日益成為全球財富與人才的聚光燈塔同時，它們也放大了全球化伴隨的社會不平等問題。考慮到全球經濟體系的脆弱性，美國越來越極化的國內政治以及中國令人驚歎的崛起速度，自由市場的霸權還能持續多久變得越來越不確定。

城市化浪潮

1980年到2020年，中國發起了規模史無前例的城市化進程。1978年，中國只有20%的人口住在城市，今天這一比例已經超過了60%。中國的城市發展政策強調快速的基建與經濟增長，並通過能夠享受特殊政策的“經濟特區”進行試點發展。當北京在1980年授予深圳“經濟特區”的地位後，深圳城區面積在最初那個市場集鎮的基礎上擴張了超過600倍。隨着中國在沿海城市試點市場改革與經濟特區建設，資本的進入壁壘降低，經濟的集聚效應開始凸顯。

中國快速的城市化進程催生了獨特的建築和建設風格，大量的土木工程，這導致城市的“野蠻生長”和對歷史遺產保護的重視不足，但中國的政策也在與時俱進。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政府開始強調建設“生態文明”，將可持續發展的理念納入城市規劃中。2004年，中國將亞熱帶城市貴陽確定為生態文明建設試點城市，以檢驗循環經濟等可持續的城市發展理念。中國已經向雄安國家新區投資了約800億美元，這座新城距離北京約120公里，其規劃總面積相當於紐約與倫敦之和。作為中國“高水平社會主義現代化城市”的示範，雄安會實現生態與數字技術的融合：不僅僅是一座公園與森林城市，它還將擁有一個數字化“雙胞胎”，每一棟建築與基礎設施組件都會體現在一個不斷完善的虛擬地圖中。中國最新的“十四五”規劃高度評價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和綠色城市空間的優越性。

“一帶一路”倡議規劃的目標表明，中國在城市化快速發展和促進互聯互通方面的實驗，最終可能會構成全球城市後繼者的基礎。從東亞到東非地區，許多城市的結構已經受到“一帶一路”倡議的影響。通過投資高速鐵路連接中國城市與歐洲的終點站（比如倫敦），中國也將中亞的各個城市連接起來。而“數字絲綢之路”的目標之一是通過巴基斯坦打通中國西部城市到東非城市的聯繫。當這些基礎設施交匯時，他們就會改造一座座城市。霍爾果斯曾經是中國與哈薩克斯坦邊境上的一座沉睡小鎮，如今已成為繁忙的物流中心，成堆的集裝箱從歐亞平原湧入這片繁華的自由貿易與免税區。霍爾果斯是通往“一帶一路”倡議不同目的地的新型高速貨運列車的必經“陸港”，連接了約100箇中國城市與將近200個歐洲城市，還有十多個中亞、東亞與東南亞城市。

霍爾果斯公路口岸即將出境的貨物和車輛 圖自：新華社

在海外，自2018年以來，“一帶一路”倡議已將哈薩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納重新打造為區域國際金融中心。“一帶一路”倡議投資建設了以阿斯塔納國際金融中心、引人注目的大汗帳篷娛樂中心（Khan Shatyr Entertainment Center）為核心的新中央商務區。這個娛樂中心頂部呈帳篷的形狀，採用半透明設計，既充滿未來感又讓人回想起絲綢之路歷史上曾經的遊牧帝國。在東非地區，“一帶一路”倡議正在投資鐵路建設，並在肯尼亞的海岸新建一處深水港，未來將打造一個全新的連接肯尼亞、南蘇丹與埃塞俄比亞的跨國經濟走廊。

通過投資“海上絲綢之路”規劃中的港口城市，中國希望將各大洲的城市走廊連接起來。中國目前的主要港口將與海外一系列位於戰略要地的港口相連接：從希臘的比雷埃夫斯、緬甸的皎漂、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斯里蘭卡的科倫坡到漢班託塔。中國希望，對地中海沿岸港口的投資能夠分流傳統上占主導地位的北歐港口的物流，比如鹿特丹、倫敦、漢堡和安特衞普港。除了這些更傳統的基建投資，“一帶一路”倡議還計劃打造數字互聯的新形態：華為等中國公司正在巴基斯坦、東非和南美等地建設新的海底電纜、數據中心與智慧城市平台。

這些都是在數字革命賽跑中落後的地區所急需的支持，但同時也讓中國有機會將更多國家納入其強調社會控制的國內網絡中。自從2008年、2011年發生恐怖襲擊以來，喀什等中國城市開始試驗以監控攝像頭、面部與步態識別、車牌識別、身份證掃描與數據控制中心為代表的數字系統，這些系統正被越來越多的各國城市所採用。自“一帶一路”倡議發起以來，中國企業已經向厄瓜多爾、肯尼亞、馬來西亞和巴基斯坦的大都市出售了“安全城市”的解決方案。2019年起，塞爾維亞開始在貝爾格萊德與全國40座城市的800處地點安裝數千台中國製造的攝像頭，並配備了先進的面部和車牌識別軟件。在“一帶一路”倡議所影響的城市中，社會控制與政府治理的效率可能要比個人自由得到更多重視。

然而，“一帶一路”倡議也向全世界提供了一個有助於更好應對氣候變化等棘手議題的誘人圖景。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希望國內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實踐能夠為其他地區提供借鑑。東南亞各地正興建“生態城市”，比如在馬來西亞與新加坡之間的四座島嶼上，正在興建耗資1000億美元的森林城市。這座城市計劃到2035年前，為最多100萬人口提供可持續的城市居住空間。在2019年的中國-東盟峯會上，中國與東盟成員國共同發起了“智慧城市合作倡議”，承諾在亞洲進一步發展將數字創新與可持續發展相結合的智慧城市生態系統。

《遇見貴陽》視頻截圖

西方具體的爛攤子

如果“一帶一路”倡議以中國設想的方式成功，它將開創一種全新的城市形式，並可能為新的國際秩序奠定基礎。非洲和歐亞大陸的城市化水平將大幅提升，不斷綿延的跨國城市走廊將通過高速交通相連接，並更全面地融入中國龐大且越來越成熟的市場。小城市可能被改造成繁榮的物流樞紐，引導這片新超級大陸上的貨物流動。中國的僑民、中國文化和語言等軟實力的影響會在全球數百個城市普及，城市空間可能會變得越來越高效、安全且可持續。這些受到“一帶一路”倡議影響的城市會根據生態發展原則將叢林與綠地融合進城市結構中——這會在減緩氣候變化的影響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同時，城市生活可能會受到更嚴格的監管。作為國際商業中心的城市依然會蓬勃發展，但那些作為自由主義、世界主義飛地的城市可能會日漸凋零。

美國和歐盟等大國不會樂見這種結果，這意味着他們在過去70年來建構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正被一個從價值觀到利益都截然不同的國家重新改造。

美國和歐盟領導人已經開始嘗試用其他形式的地緣政治基建項目來與“一帶一路”倡議抗衡。美國總統拜登試圖制定一項以綠色技術和就業為核心的新國家產業戰略，其《2022年通貨膨脹削減法案》除了關注美國國內的基建，也關注在海外的基建投資。該法案為綠色能源轉型項目撥款約3700億美元。

美國在2021年七國集團（G7）峯會上宣佈了“重建更美好的世界”倡議（Build Back Better World initiative)，後來更名為“全球基礎設施與投資夥伴關係”（PGII），旨在協調七國集團對中低收入國家的投資。這顯然是為了應對“一帶一路”倡議對全球南方國家的潛在影響力。七國集團和私營企業為此提供了6000億美元的初始資金。

其投資項目包括美國、歐盟、印度、阿聯酋和沙特於2023年9月宣佈的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這條走廊將通過新的數字基礎設施和運輸網絡（包括海上航線和鐵路）將這些大陸連接起來。該計劃借鑑了“一帶一路”倡議的模式。歐盟則為非洲和印度提出了一系列新戰略，其2021年推出的3000億美元“全球門户”計劃強調，基礎設施投資應遵循更高的社會和環境標準，以反映歐洲在發展、人權和可持續性方面的價值觀。

這些計劃必須得到更多支持。但是，西方在協調規模和時間跨度堪比“一帶一路”倡議的項目時可能會繼續面臨麻煩。對於被短政治週期困擾的民主國家來説，宏大戰略思維的落實並不容易。但這種事也並非絕對，比如二戰後的“馬歇爾計劃”（西方有時會拿“一帶一路”倡議與之相提並論）投入了大量資源重建滿目瘡痍的歐洲。這不僅是為了促進美歐間的團結，也是旨在令西歐國家擺脱莫斯科影響力的一份明確的戰略計劃。

對西方來説，今天是另一個歷史性時刻，有必要具備長期的、跨時代的宏偉戰略願景。決策者必須重新意識到基礎設施、城市與國際影響力之間經常被忽視的聯繫。每逢關鍵時刻，民主國家往往會在長期戰略性努力方面體現出堅韌、能力和承諾。最近圍繞應對氣候變化的共識表明，它們仍然可以做到這一點。

西方國家必須迎接複雜的挑戰，完善其對可持續的、互聯互通的城市生活的願景，並從中體現其價值觀，然後調動資源來落實願景。這不僅關係到哪個國家未來將擁有更大的地緣政治影響力，基礎設施投資也將影響數十億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長期以來，城市為居民提供了經濟機會、更好的健康水平與文化活力，並促進了世界主義的發展。但這樣的事情不能保證一定會發生。

（原文於11月27日發佈在美國“外交政策”網站，原標題為：中國通往權力之路連接了全世界的城市。China’s Path to Power Runs Through the World’s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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