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春榮：德國迎接“時代轉折”，對中歐關係究竟是不是正資產？

編者按 2023年12月23日，主題為“時代轉折期的歐洲與中歐關係”——上海歐洲學會2023年年會在同濟大學中法中心召開。上海歐洲學會德國專業委員會主任、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鄭春榮教授致辭並作專題演講，題目為：《德國的“時代轉折”及其多重影響》。以下為根據現場速記稿整理的原文，經作者本人審閲後授權發佈。

鄭春榮：

我今天交流的題目是《德國的“時代轉折”及其多重影響》。我們這次年會的主題是“時代轉折期的歐洲與中歐關係”，但我個人印象裏邊，“時代轉折”這個詞主要是德國人在提，歐洲層面沒怎麼提，所以我從德國的角度再強調一下“時代轉折”的意涵。

首先，我們應從什麼角度去看待“時代轉折”這個詞？一個是講德國、歐洲所面臨的安全環境變化，這是一個視角。事實上很多情況下，我們轉換了視角，把“時代轉折”理解為面對這樣一個環境各類行為體是如何因應的。另外，有的學者是把“時代轉折”作為標識性的概念，也有的把“時代轉折”作為分析視角，分析其到底“轉”得怎麼樣，影響因素又是什麼。最後，有的學者聚焦防務領域的“時代轉折”。但是，事實上從德國的角度來講，它把“時代轉折”覆蓋到了各個政策領域。

首先我想再簡要地回顧一下德國的“時代轉折”。過去一年多時間，將近兩年來，到底轉成什麼樣、轉到哪裏了？

去年2月，俄羅斯對烏克蘭發起特別軍事行動三天後，德國總理朔爾茨在聯邦議院的演講中表示德國面臨“時代轉折”

從德國總理朔爾茨發表的演講當中，包括他的署名文章裏邊可以看到，他其實希望要推進德國聯邦國防軍的現代化，來讓德國成為一個真正的全球力量，包括擁有一支與之相匹配的軍事力量。一開始我覺得他是“雷聲大雨點小”，但現在，從防務領域來看，其實德國還是有很大的雄心，也投入了很多的資金。

比如説德國的《國家安全戰略》特別提到，要把聯邦國防軍打造成歐洲防禦的基石。德國國防部在11月9日頒佈的《新防務指導方針》當中也特別提到，德國要成為歐洲的“防禦支柱”，並且要做好應對戰爭的準備。德國宣稱要在歐洲扮演軍事領導角色，並且要在北約中發揮建構性的作用，這是很大的雄心。另外，可以看到，在美國對烏克蘭軍事援助遇到阻力的情況下，德國其實在加大對烏克蘭的援助，承諾明年將軍援金額提高到80億歐元。這個增長意味着明年德國的國防開支將會佔到GDP的2%以上，這是很多年以來都未能實現的。從朔爾茨最近一次講話裏也可以看到，他其實希望能夠持久地提高德國的國防開支，包括調整德國的軍事文化等等。

因此，如果光是從防務角度來講，德國在很大程度上進行了“時代轉折”。但是從德國的訴求來講，“時代轉折”並不侷限於防務領域，而是涉及到經濟、戰略等的各個方面。從這些角度來看，德國的轉折還沒有能夠完全落地。例如，如果從民眾對“時代轉折”的認知或接受度來看，雖然德國民眾較之以往更加贊成增加軍費，但他們並不支持德國在歐洲乃至世界範圍內扮演軍事領導角色。從德國科爾博基金會的一份最新民調當中就能看到，同2022年相比，2023年主張德國應在軍事上保持克制，包括應該更多地採取外交手段解決問題的人數其實是上升了。也就是説，其實德國社會的絕大多數人，比如説71%的受訪者，並不主張德國扮演一個軍事領導角色，換言之，德國的戰略文化轉型還需要很長時間。

此外，我們還可以從更廣泛的範圍看“時代轉折”。其實德國把“時代轉折”和其他的政策領域結合起來，例如，德國政府最近出台了一份文件，名稱就是《“時代轉折”下的工業政策》，但是這個方面的進展相對滯後。目前，德國經濟面臨萎縮的問題，還存在“去工業化”的隱憂；近期甚至出現了600億歐元的財政漏洞，雖然現在在彌補這個漏洞，但此事會影響德國政府的預算，危及它的結構轉型進程，包括導致德國國內的右翼民粹主義勢力抬頭等等。從防務來講，它不僅需要很大的投入，如果要去實現真正的轉型，扮演軍事領導角色，則需要更加長期的戰略思維和新的戰略文化。總體上，德國經濟的韌性和它經濟實力的穩固性，以及戰略文化的轉型，也需要進一步觀察。

至於德國“時代轉折”的多重影響，第一個是在歐盟層面的影響。如果看一下朔爾茨2022年在布拉格查理大學發表的綱領性演講，他提到希望把歐盟建成世界級軍事力量，把歐盟變成具有全球軍事能力的歐洲，包括在外交領域引入多數表決機制。如果判斷德國“時代轉折”的影響，從歐盟層面來説，它會提升德國的軍事力量，有利於提高德國在歐盟內的政治力量，包括在安全與防務領域可以考慮同法國開展更多合作。此外，它也會促使歐洲更多地倚重硬實力，導致歐盟以及其他大國未來會有更多衝動去介入印太地區，包括派軍艦、飛機前往印太地區刷存在感，和地區內的相關國家加強軍事合作等。另一個方面我們必須看到，雖然德國加強了防務投資，但還是在北約框架裏面，加之俄烏衝突的延續，德國對美國和北約的依賴依然存在，不能期望德國因此能推動歐盟實現防務上的真正獨立。

當然，德國“時代轉折”對歐盟方面的影響還有一些掣肘因素。我們知道德法之間在加強防務問題上也有一些齟齬，一方面涉及領導權的爭奪，另外一方面的分歧在於，到底是應該更多地推動歐洲獨立防務，還是依靠美國及其主導下的北約？這個主題我就不展開了。

對國際層面的影響，可以看一下朔爾茨2022年12月5日在《外交事務》雜誌上發表的署名文章，他在文章裏邊一方面強調多極世界，反對陣營對抗；另一方面，他特別強調加強同全球南方的合作，鼓勵這些地區和國家更多地參與塑造國際秩序，德國要和這些國家擴大夥伴關係。這是德國在國際層面的訴求。

2024年德國對烏克蘭軍援總額將翻一番，達到80億歐元

如果看“時代轉折”的國際層面影響，應該講，在政治上，德國會更敢於在全球治理當中，去承擔和它的經濟實力相匹配的政治影響力；在經濟上，則會尋求更多的經濟貿易關係多樣化、多元化，包括和所謂的志同道合的國家，乃至一些它口中所謂的“非民主”國家建立緊密合作關係，目的就是擴大貿易網絡，來減少德國對中俄等國家的依賴性。在軍事上，德國會進一步地參與海外軍事行動，這可能會使我們重新討論對於德國是否依然還是一個“文明力量”的反思。

最後，也要提幾句德國的“時代轉折”對中德、中歐關係的影響。本屆德國政府在2023年7月13日發佈了《中國戰略》文件，裏面的核心思想還是強調經濟競爭和制度性對抗，以及“去風險”。如果從“時代轉折”對中德、中歐關係的影響來看，這裏面涉及一個問題，它對中德、中歐關係的影響究竟是更多地作為一種正能量還是負能量的形式？如果看積極的一面，德國增加軍事支出，推進國防軍現代化建設，從全球安全治理的角度來説也可能意味着中德安全領域開展合作的機會；但是，必須看到，隨着德國防務獨立意識的增強，這可能會導致德國與歐洲在涉疆、涉港、涉（台）海議題上更為強硬，它們可能會更多地介入印太地區。最後，對於德國及歐盟將中國視作“夥伴、競爭者、對手”的三重定位，未來德國推進“時代轉折”後，後兩者所佔的比重還會上升，因此將導致中德、中歐關係中不確定因素的增加。

另外，我們一直講經貿關係是中德、中歐關係的壓艙石，這裏的關鍵問題是，“時代轉折”在多大程度上會推動德國的地緣經濟戰略的轉變？

還有一個問題在於，德國的一些政府部門和機構正進一步地將經貿問題政治化、泛安全化，甚至鼓吹“脱鈎”和搞陣營對立的非理性衝動仍在暗流湧動。比如説德國經濟部發布的《“時代轉折”下的工業政策》，把對德國工業區位的維護，和所謂來自中國的“地緣政治挑戰”掛鈎，它覺得中國的地緣政治挑戰影響了德國的工業區位。

此外，有一份文件也值得關注，德國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發佈了一份分析報告，題為《如果與中國硬脱鈎，對德國經濟影響怎麼樣？》，報告的結論是，德國與中國硬脱鈎的影響是“可控的”，而且還提出，如果對中國實施“逐步脱鈎”，可以規避初期的高昂成本。這是具有非常大危險性的一個提法。

總的來講，德國的“時代轉折”不是能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更長的時間，尤其是應該看到，德國社會中的剋制文化對德國在安全與防務上採取更多積極有為的行動起到了約束作用。

其次，德國的“時代轉折”會促使它將經濟實力更多地轉化為政治影響力，包括推動歐盟在全球範圍內謀求發揮領導作用。然而，德國作為一個貿易國家的屬性並不會改變，它只是更多地把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的考量擺在並重的位置。

最後，短期內，德國的“時代轉折”對中德經貿關係的影響不大。但德國推出的一系列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以及漸進地降低對華依賴的政策，其在中長期的負面影響，我覺得還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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