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中國與世界”論壇第六屆年會成功舉辦

2023年12月23日至24日，“政治：中國與世界”論壇第六屆年會暨“大變局中的國家、文明與全球秩序”學術研討會在復旦大學成功舉辦。本屆論壇年會由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復旦大學思想史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中外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現代文學資料與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學文學院、重慶大學經略研究院六家單位聯合主辦，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東方學刊》編輯部承辦。

本屆論壇年會共收到國內外200餘篇徵文投稿，來自復旦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共中央黨校、香港中文大學、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人民日報、觀察者網等全國25家大學、研究機構和媒體的70多位專家學者應邀參加論壇。在兩天時間裏，論壇一共組織了1場主旨發言、15場專題討論（包括3場青年分論壇）和1場圓桌討論，規模達到歷屆之最。

“我們不説，誰説？我們不幹，誰幹？”

在論壇年會開幕式上，復旦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陳志敏教授在致歡迎辭時提到，當今時代，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界進入動盪變革期，舊的全球秩序正在瓦解，新的全球秩序尚待形成。這種背景之下，建構中國人自主的政治學理論體系、知識體系、學科體系、話語體系，已經成為中國學術界的當務之急。

國家高端智庫理事會理事、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在致辭中同樣強調對中國式現代化進行自主理論闡釋和知識體系創新的重要性，指出惟有把學術和思想、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促進雙向良性互動，創造具有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中國學術界和思想理論界才能更好回答世界之問、時代之問、人民之問、歷史之問。他引用毛澤東主席曾經激勵無數國人奮鬥不息的名言與大家共勉：“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説，誰説？我們不幹，誰幹？”

時代先聲——

中國共產黨與民主理念的形成

在主旨發言環節，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系榮休講座教授王紹光詳細梳理了民主理念在近代中國落地生根的過程。他指出，近代中國民主概念的最大推手，不是來自所謂的“自由派”，也不是來自無政府主義派以及其他政治派別，而是一大批接受馬克思主義、深受社會主義思想影響的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中的大多數後來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和中流砥柱。在推動民主理念在中國落地生根開花結果，最終形成當今的全過程人民民主方面，中國共產黨厥功至偉。

如何看待並應對當今世界大變局？

在論壇年會的第一場討論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文揚研究員認為，近年來的熱點地區衝突和世界格局演變表明，目前世界上正在形成以美國為核心，以五眼聯盟為主幹，以美歐與日韓為聯盟，以印度、東南亞、台灣地區等為外圍的世界帝國體系，如何應對這一體系將考驗中國的實力和智慧。復旦大學思想史研究中心秘書長白鋼研究員指出，美國的霸權正在衰落，俄烏衝突、巴以衝突等一系列戰事正在把美國拖入泥潭，打破美西方國家基於實力的超主權壟斷。人們可以在不久的將來目睹以美國為核心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崩解和新的全球秩序的重構。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副院長鄢一龍表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美國世界霸權之間存在結構性矛盾，以後的中美關係不是競合關係，更傾向於鬥合關係，在鬥合過程中，美國霸權可能持續走向衰落。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殷之光教授斷言，美國霸權的衰落並不意味着中國要取代美國的位置，以中國為代表的全球南方的崛起，追求的是多元中的統一（unity in diversity），將重塑未來全球新秩序。

北京大學社會科學部副部長、區域與國別研究院副院長章永樂在評議時提到，不能單純以中國戰國時期的“合縱連橫”來簡單概括中美之間的博弈。美國最大的困境在於美國自身的國家認同問題，在圍繞“我們是誰”的問題上，美國將進一步分裂，“美國反對美國”的局面將進一步惡化。在應對美國的圍堵打壓、推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朝着有利於自身和世界和平力量增長的過程中，中國要保持戰略耐心。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一帶一路”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將對多極化的新全球秩序的形成發揮重要引領作用。

文明理想、國家建設與人類文明新形態

重慶大學哲學系張文濤教授對中西古典政治哲學的文明理想進行了比較研究，認為孟子的仁義-王道政治理念與柏拉圖的正義-哲人王城邦政治理念，具有較為相似的意涵，但後者缺乏前者特別強調的天下維度。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系主任張廣生教授從儒法國家重構的角度闡述了近代以來中國和日本的不同國家進路，認為日本實際上拋棄了東亞儒法國家的精華，不是擔任“王道的干城”，而是充當“霸道的鷹犬”，走上了一條西化的不歸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張錚教授從天命民本、多元一體和賢能淑世三個方面申論了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在當代的創造性轉化。

近年來，中國式現代化與人類文明新形態成為國內學術界的討論熱點。中共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劉晨光教授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新實踐基礎，而人類文明新形態應該是基於一種重視多元、平等、包容、交流、互鑑的新文明觀，並指向一種全球新文明秩序的構建。《社會科學》雜誌社社長、總編、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姜佑福研究員認為，對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探討應基於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並圍繞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展開。國防大學政治學院馬克思主義理論系翟桂萍教授從政黨角度看待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特徵，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偉大制度實踐，破除了西方存在的國家與社會對立的文明形態，而走向國家與社會合作、融合、統一的文明過程。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張奇峯副教授認為，在討論文明問題之前首先要講清楚什麼是文明，文明是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價值理想的統一體。

毛澤東：思想、人格、風範與文明底色

2023年恰逢毛澤東主席誕辰130週年。論壇有多位專家學者就毛澤東的思想、人格、風範與文明底色進行了研討。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江宇研究員重點從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和綜合平衡兩方面闡釋了毛澤東的經濟思想及其對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貢獻。北京大學博士生陳晴認為毛澤東在建構現代中國時，把民族情感和國際主義、世界意識有機統一起來。上海外國語大學博士生田紹鈞梳理了毛澤東從早年主張向歐美取經到後來強調獨立自主的心路歷程，呈現了毛澤東對現代中國發展道路的戰略思考。西安交通大學博士生閆旭仔細分析了《論持久戰》文本並在此基礎上概括了毛澤東研判時局、轉“危”為“機”的思維方法。

外交思想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浙江師範大學非洲研究院廖思傲講師總結了毛澤東對非外交思想，指出毛澤東支持非洲國家獨立自主的道義外交，反對充當美蘇爭霸的棋子。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王濤副教授指出，應與時俱進地理解毛澤東對非外交思想，目前“一帶一路”倡議下的中非外交，在政治外交的同時注重經濟互利外交，開創了中國外交的新局面。

毛澤東詩詞是毛澤東思想、人格與風範的重要載體，體現了革命領袖繼承與創新並重的文明底色。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董成龍副教授以毛澤東歌詠山水的詩詞為依據，展示了毛澤東打破中國傳統對於山水漁樵的時空束縛，彰顯一種“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的革命人生態度。

多重視野中的文明秩序、

文明論與文明型國家

從古今中外的多重視野中研討文明秩序、文明論與文明型國家問題是本屆論壇年會的重心所在。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李磊教授從“一帶”和“一路”兩種進路探討了古代中國國家重心的轉移和文明秩序建構，指出漢唐對“一路”的經略以國家力量主導，較多政治考慮；而宋明以後對“一帶”的經營則以社會力量為主，較多經濟考慮。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院長蘇長和教授更加關注當代中國崛起之後的國際關係理論變革。他認為，中國作為世界政治大國，要為世界政治提供整套的理論話語，為維護自身的政治大國的歷史正當性和國際秩序維護提供合理性解釋。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李濱教授對比了蘇聯的“三和”（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政策和中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認為前者包含着改變西方制度的意圖，而後者則強調在合作共贏的基礎上建設“五個世界”。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陳康令副研究員批判瞭解釋近代中國歷史的西方中心論的“衝擊-回應”模式，提出“序勢進步”的中國式現代化新話語，即順應世界大勢，徐圖國家進步。安徽師範大學新聞系副主任趙忠仲表示，要從中國實踐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提出學術概念和思想要素，講好中國故事，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和文化軟實力。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助理戴維來更關注國際關係新理論、新概念的豐富和拓展問題，強調應站穩中國立場，為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提出更多的中國主張。

針對近代以來甚囂塵上的文明論，華東師範大學國際傳播研究院院長呂新雨教授認為，冷戰之父喬治·凱南為蘇聯量身打造的“文明論”鐵籠，是對丘吉爾“鐵幕演説”的進一步強化，也是亨廷頓“文明衝突論”的預演，與反共意識形態是一體兩面的關係。章永樂副院長反思了中國近代的“鑄典宣化”，即通過制定成文憲法向世界宣佈中國已經達到一定文明程度，進而求得西方國家對自身合法性的承認。但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打破了美西方的文明等級論，將是否實施野蠻暴力、佔領壓迫、殖民地擴張等作為文明國家的重要考量。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潘妮妮副教授探討了日本的互聯網民粹主義和日本右翼宣揚“文明開化”的矛盾心態。

自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張維為教授於2010年提出文明型國家概念和理論框架以來，文明型國家成為國內外學術界的關注熱點。西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何君安副教授比較了天下國家、民族國家、法治國家和文明型國家作為國家範式的差異，指出文明型國家框架的優點在於既堅持中國的現代國家特性，又可以使中國國家理念避免陷入文明衝突論陷阱。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應驗講師認為文明型國傢俱有選賢任能的制度優勢，這種優勢可以通過量化分析進行直觀呈現和穩定性檢驗。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博士後張依對西方語境下的文明型國家概念的演變進行了梳理，認為西方對文明型國家概念的態度，經歷了從嘲諷、抨擊，到自我懷疑，再到扭扭捏捏，最後嘗試認同的過程。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唐毅南副研究員指出，張維為教授以多維視角闡釋文明型國家，美西方卻企圖以地緣政治、新自由主義等舊框架做誅心之論，暴露了西方唯我獨尊的文明意識形態。

國家與文明的中西思想史維度

一些專家學者致力於在中西思想史中思考國家與文明問題。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生白剛剛通過考察中國古代論證政權變更合法性問題的“五德終始”和“帝迭首一色”的文本和產生語境，對比分析二者的理路，指出後者並非依附於前者。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生張繼棟試圖通過透視梁啓超的墨學研究，來探討思考墨家思想的政教之維，並闡發墨家思想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的現實意義與價值。

中央民族大學文學院院長張翔教授分析了康有為對歐洲政治演變碎片化問題的看法。康有為一方面認為，歐洲在羅馬帝國解體後的封建化和碎片化是歐洲無窮戰亂的肇因，但另一方面他又認為，封建化帶來的萬國競爭、戰亂也造就了歐洲的新世，在混亂中煥發新生。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周展安副教授重點關注梁啓超的社會主義論及其思想方式，認為梁啓超雖然不擅長深度思考，卻始終與時代保持同頻共振，把握和思考時代最新的問題。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秦行國助理研究員圍繞章太炎的《革命道德説》展開闡釋，提出章太炎把革命道德置於職業道德之上，並貫穿其一生。清華大學歷史系博士生薑治齊提出，在楊度的思想體系中，世界局勢與地緣政治是思考中國國家建設方案的基本前提，民族問題、政體問題必須放在國家和地緣政治格局中加以考量。延安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王悦之副教授闡釋了梁漱溟的“中庸化民主觀”，認為梁漱溟摒棄選舉制的競爭執政黨，而傾向於信念型和動員型革命黨。

在關於西方思想的討論中，重慶大學經略研究院執行院長唐傑研究員探討了亞里士多德的“實踐三段論”，認為其討論的不僅是一種具體的推理形式，更是在講述“天人之際”的問題，即個體如何按照宇宙規律去生活的問題。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青年副研究員李海默論述了拿破崙與柏克之間的對立統一關係，認為二者在歐洲局勢和温和改革路徑上具有一致性，但在諸如帝國擴張、舊秩序維繫等問題上存在差異甚至對立。同濟大學哲學系韓潮教授指出，柏克是對法國大革命進行理論批判的最佳代表，拿破崙是對法國大革命進行實踐批判的最佳代表，如果引入法國大革命，可以對二者關係進行更加豐富和深入的討論。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丁凡副教授從分析馬克斯·韋伯的“權威類型學”出發，指出韋伯雖然具有中間派的表象，但不是自由派和憲政主義者，而是一個像馬基雅維利那樣的“羅馬人”。

政黨、技術變革與全球治理

政黨政治是現代國家政治的主要形式。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博士生李沅提出，傳統西方的政黨理論特別是政黨劃分理論已無法解釋當代政治的現實，為此有必要引入整體利益黨-部分利益黨的分析框架。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生虞晟欽以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為例，探討了政黨引領下的發展型國家建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博士後薛星傑研究了西方政黨與對外關係的聯繫，認為基於政治策略的政黨傾向於將對外關係作為參與全國事務的籌碼，而基於歷史分歧的地方政黨則傾向於獨立開展對外關係。

當代新科技革命特別是數字和人工智能領域的技術變革對全球秩序和全球治理究竟有何影響？復旦大學國際關係和公共事務學院博士生於大皓認為數字時代強化了各國之間的數字鴻溝，美國在數字疆域的先發優勢強化了美國的數字霸權，並通過數字鴻溝、數字剝削進一步鞏固了“中心—邊緣”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生部彥君從技術賦權角度探討了國家發展的不平衡性，技術非勻質賦權會減少權力實施的時空依賴性，擴大技術先發國的權力覆蓋和輻射範圍，加劇技術後發國家與先發國家之間的權力衝突，使本來就掌握了大量資金與技術的先發國家擁有更多的發展優勢，同時強化一些大企業、非政府組織和恐怖主義集團的權力。

文學、革命與文明更化

革命始終是理解現代中國和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無法繞開的主題。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寒竹研究員認為，革命與中國現代國家建構，關係密切。現代中國是在辛亥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這三場革命中逐漸成形的。革命建國的底色決定了現代中國的快速發展以及未來中國發展的方向和路徑。河南大學法學院郭紹敏副教授指出，正是民國初年議會民主制試驗的失敗，才在原有各種政治方案的廢墟上產生了中國共產黨的新體制。中央民族大學文學院楊天舒副教授考察了魯迅1924年的西北之行，認為魯迅在西北之行中着眼社會改造這個主題，因此展現出其文學活動的生產性、行動性和實踐性，使其作品跳出了地域性而具有更多的普遍性價值。

在20世紀中國，文學為理解中國革命提供了主要資源。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羅崗教授藉助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來闡釋政治成熟與中國革命之間的關係問題。王蒙希望通過一個組織部門的年輕人的成長，來描述一個黨的革命工作者既需要心底單純的赤子之心，同時也要經驗豐富。華東師範大學國際漢語文化學院黃鋭傑副教授圍繞柳青的《喜事》，探討了中國共產黨在婚姻法修訂問題上的前後變化。共產黨一開始執行非常激進的婚姻法，後來不斷進行調整，呈現出“後退”的態勢。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現代婚姻制度改革過程中，國家法與既有的鄉村習慣法之間、革命與鄉土社會之間的衝突，使中國共產黨不得不動態調整婚姻法制度。中央民族大學文學院熊權教授批評當下的左翼文學、革命文學研究陷入了一種誤區，刻意追求現代性視野，而這是以單一的、線性的西方中心論為標準理論模式的。這使目前流行的左翼文學、革命文學研究與中國共產黨刻意保持距離，從而背離了左翼革命文學的歷史。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孫曉忠教授從大文學概念出發，引入“文質構造”概念，重新審視20世紀中國的文藝改造運動，認為毛澤東的創新性在於對於“質”和“文”有新的創造性解釋，即引入“野”的維度，打破傳統中國文化中“文”和“質”的封閉循環，推動文化和歷史前進。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林凌副研究員通過重讀蔣子龍的工業小説，試圖回答什麼是好的工業文學這一問題，並期望對如何講好中國工業故事有所啓發。馬克思主義工業文化在第三世界如何誕生、發展、陷入困境以及重獲生命力，是革命中國與改革中國為什麼一脈相承的註解。中央民族大學文學院副院長高志強認為，歌德和馬克思提出的“世界文學”概念，對於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有益啓示，“第二個結合”的重大論斷，為當代文學和中華民族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研究注入了新的思想資源。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助理餘亮強調，目前我們特別需要引入中國人民在全球範圍展開的主體性和創造性實踐故事來重新激活“文”，像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時那樣，讓“文”重新煥發生機和活力，創造中國氣派的新型全球化敍事。

大變局中的國家、文明與全球秩序

論壇年會最後的圓桌討論圍繞年會主題展開。復旦大學哲學系丁耘教授在做引導性發言時指出，毛澤東的矛盾論特別是其多元決定思想，對於理解當代中國和世界的大變局具有重要意義。在應對大變局時，要看到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要注重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目前的關鍵是敢於進行偉大斗爭，奮力推進中國式全球化。

王紹光教授提出，當下的大變局是因為生產力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使中國處在新的位置上並給西方帶來巨大的危機。但現在需要提出一個問題，我們能不能激發所有動力來促使大變局一步步朝着我們希望的方向走下去？寒竹研究員認為當代世界有兩對矛盾，一是經濟全球化與政治地方化之間的矛盾，二是作為基本政治單元的民族國家與國家內部民族分裂的矛盾。美國內部的身份危機與撕裂、歐洲右翼的崛起、以前黃金時代全球化的推動力量，目前正成為阻礙、消解全球化的破壞性力量。在很多民族國家內部，意識形態的分裂正在挑戰民族國家的整體性存在，使政治整合和快速決策越來越難。李濱教授指出，中國在科技、分工兩種要素的推動下實現了生產力的巨大發展，但中國的崛起註定引發中國與先發國家之間的矛盾，同時中西兩種生產力背後還存在文明的較量，這種較量靠戰爭是解決不了的，只能靠引領、開放和全球化。羅崗教授概括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三個不同時期的思想史。20世紀80年代是堅持傳統的黃土文明與擁抱現代化的蔚藍色文明之間的矛盾；90年代是圍繞反現代的現代性與西化派自由主義和中國傳統之間的矛盾；進入21世紀之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要由誰來“化”，要“化”什麼，要在什麼地方“化”，也產生了很多矛盾。蘇長和教授表示，所謂大變局，就是廣大全球南方國家為追求和平、發展與解放同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維護霸權、鞏固舊制度與舊秩序而進行的鬥爭。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大國、東方大國、社會主義大國、全球大國將在新全球秩序的形成中扮演關鍵角色。

張廣生教授強調，世界大變局的關鍵中心在中國。無論是文明史，還是革命史，都繞不開中國作為國家的現實存在。現代和傳統的矛盾、革命和建設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都要在中國這個國家的“舊邦新命”中，在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中得到解決。李磊教授認為，歷史中國的斷裂和變革，基本邏輯在於國家能否把社會的財富，通過有序的方式汲取上來，把社會產生的剩餘價值汲取到國家財政，並進行投資和擴大再生產。這是中國曆代政府孜孜以求的任務。如何處理好社會財富積累與國家財富增長之間的關係，即“富民”與“強國”的關係，一直是古往今來國家建構面臨的重大議題。殷之光教授指出，我們當下要回答“我要到哪裏去”這個哲學命題。政治學涉及建設什麼樣國家的問題，到哪裏去涉及對彼岸的訴求，涉及我需要一個什麼樣的世界的哲學問題。面對大變局，還要探討我們趕超歐美之後怎麼辦的問題。我們沒法只從自我出發去設想將要建設一個怎樣的烏托邦，而必須把自己放到全球南方乃至整個世界中通盤考慮。白鋼研究員發現，當下中國具有為了特定目標或目的而去鼓舞、動員的能力，但目前不僅需要目標或目的，也需要動力，給人民以新的激勵和鼓舞。唐傑研究員指出，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都是具有主體性的，誰在實踐？誰在把握、分析和解決矛盾，當然是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重新確認人民的主體性，尊重人民的創造性，不斷激發人民的活力，可以讓我們向更遙遠、更寬廣的未來前進。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吳新文教授在最後總結時指出，本屆論壇年會堪稱一次“羣賢畢至、少長鹹集”的盛會，年會討論的主題、內容橫跨中西馬、文史哲、政經法，體現了國內學界在相關主題研究方面的廣度和深度，與會嘉賓有思想、有學術、有參與精神、有平等意識，確保本屆論壇年會取得了圓滿成功。最後，他以毛澤東主席的詩詞“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表達對“政治：中國與世界”論壇的期許，並同與會嘉賓和青年學生共勉。

（本文第一作者吳新文系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教授；第二作者周雷系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