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機密文件風波——華爾街日報

當一個國家的政客們忘記了他們職業的基本原則之一——因果報應時，你就知道這個國家的政治已經失控了。

所有那些關於“我的朋友”和“這位女士”的言論，都源於政客們深知：如果某人過度施加折磨，他的對手會花數年時間等待報復時刻。最新例證便是現任總統評價其前任的這句話：“怎麼會有人如此不負責任？“如今輪到民主黨人面臨預料中的嚴峻考驗，主角是大家曾經的好朋友喬·拜登。

民主黨最初辯稱拜登和特朗普的機密文件事件不可相提並論。嗯，那又如何？沒人在乎可比性。在缺乏確鑿事實的情況下，拜登文件事件讓我們進入了美國政治的舒適區——純粹的臆測。

那麼讓我們來推測一番——這個詞聽起來像是本該（也確實曾經）在私下進行的活動。

拜登文件事件的時間線始於11月2日，據稱拜登助手在賓大拜登中心發現機密文件後將其移交國家檔案館。但更可能的時間起點是8月9日左右，即FBI突襲特朗普海湖莊園的次日。

在"扳倒特朗普"的喧囂中，某位拜登助手腦中肯定閃過一個念頭：要是老爺子也幹過同樣的事呢？實際上不是"如果”，而是拜登何時將他的機密文件從奧巴馬白宮運出的？他們全都這麼幹。

儘管有人説過，搬運箱子不在白宮律師的職責範圍內，但他們確實負責善後工作。他們本應知道，在不將總統牽扯進他們猜測的情況下，必須由他們自己去尋找。或許他們本可以讓此事不了了之，但在華盛頓，對私下討論理論犯罪的法律責任已成為代價高昂的命題。

為何聯邦調查局未被立即召來接手此事，進而搜查拜登在特拉華州的住所、科爾維特車庫和裏霍博斯海灘別墅，這個問題如今正消失在司法部各種理由的迷霧中。但共和黨眾議院問責委員會主席吉姆·喬丹和詹姆斯·科默將提出這個問題以及無數其他問題。

民主黨人正身處困境，此前他們過早斷言共和黨的眾議院議長鬧劇讓他們穩操勝券。公開場合，加州民主黨眾議員約翰·加拉門迪等稱此事為“尷尬”。私下裏，他們不得不懷疑拜登的車庫是否最終會將總統與亨特的全球權錢交易業務聯繫起來。

民主黨陷入困境不僅僅是因為海湖莊園事件的類比。將這兩起文件爭議單獨來看，通常它們會像程序性煙霧一樣逐漸淡出視野。民主黨之所以痛苦，是因為他們在2016年至2020年間點燃並煽動了長達四年的政治大火。

在特朗普任期期間及之後，我們中有些人曾感嘆這場政治風暴的激烈程度已超出任何標準。兩次彈劾？如今喬·拜登也體會到了因負面新聞成為媒體頭條的滋味。

這是永無止境的報復性政治，且可能愈演愈烈。兩名特別檢察官——負責調查拜登的羅伯特·赫爾和調查特朗普的傑克·史密斯——將如同兩雙混凝土靴子，懸在2023年甚至可能延續至2024年總統競選期間。潛在候選人很快需要前往初選州開展競選和籌款活動，但特朗普和拜登被凍結的法律地位將阻礙這一進程。

司法部長梅里克·加蘭任命特別檢察官的決定看似負責，實則不然。特別檢察官制度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所謂獨立檢察官"政治災難"留下的尷尬遺產。

克林頓-萊温斯基案的獨立檢察官最為著名，但從卡特、里根、老布什到克林頓政府期間類似案例不勝枚舉。拋開案件本身是非，這些調查都淪為政治打擊工具。克林頓政府內政部長布魯斯·巴比特就因向國會作證時關於拒絕印第安賭場執照的陳述，被獨立檢察官調查18個月後才獲澄清。

普通檢察官的職權範圍受限於既有機構的制度化現實。而幾乎所有"獨立"檢察官都只針對單一目標，卻擁有幾乎無限的調查資金。多數情況下，經過數年折磨式的調查後，最終卻未能提出起訴。1999年，國會仁慈地讓這項授權法案失效了。

任命針對個人的特別檢察官曾是惡習，如今又死灰復燃。美國正在從嚴肅的政治國家蜕變為阿根廷式的政體。看看這個陰謀論：民主黨人自己泄露拜登文件門漏洞，就是為了除掉他。有些陰謀論過於馬基雅維利主義，反而顯得不真實。

所羅門王會怎麼做？這裏有個解決特朗普-拜登困局的方案：達成大妥協。我們人民赦免特朗普和拜登（包括亨特）。只要你們三人退出政壇，我們就撤銷所有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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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發表於2023年1月19日印刷版，標題為《拜登文件門的報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