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抗世界》評論：全球化及其不滿——《華爾街日報》

1936年西班牙內戰期間，法國記者雷蒙德·範克斯在伊倫戰役中抱着一名嬰兒安全穿越連接西班牙和法國的橋樑。照片：霍勒斯·亞伯拉罕斯/Keystone/蓋蒂圖片社歷史學家塔拉·扎赫拉告訴我們，當她開始撰寫《對抗世界》一書時，唐納德·特朗普剛剛當選總統，英國人通過脱歐公投脱離歐盟。西方出現了移民和難民危機，帶有本土主義綱領的民粹主義政黨在歐洲各地贏得選舉。不久之後，一場全球大流行導致數百萬人死亡，各國紛紛設置入境壁壘。烏克蘭爆發了自二戰以來歐洲最血腥的戰爭，導致各國爭相擺脱對俄羅斯石油的依賴。

那是一個我們對穩定國際秩序的信念真正受到考驗的時期。鑑於中國咄咄逼人的行為，全球禮讓的前提仍然受到嚴厲質疑。“全球化的未來，”扎赫拉女士寫道，“似乎非常不確定。”她認為，這個世界與冷戰結束時的樣子已經截然不同，當時勝利者認為“向資本和商品開放邊界”將不可避免地帶來民主和繁榮。

扎赫拉女士是芝加哥大學的東歐歷史教授。她之前的作品《大遷徙》（2016年）是對1846年至1940年間東歐大規模移民到美國的明智而具有挑釁性的研究。在她的新書中，她着手研究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反全球主義和民族主義政治，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國際貿易和移民的漫長而活躍的時代戛然而止。“1914年之前，”奧地利猶太小説家斯蒂芬·茨威格寫道，“地球屬於所有人。”戰後，一切都變了。用茨威格的話説（扎赫拉女士引用）：“世界對外國人充滿戒備。”扎赫拉女士認為，通過更好地理解這一時期，我們可以化解我們這個時代全球主義與民主之間尚未解決的緊張關係。

扎赫拉女士告訴我們，《對抗世界》一書將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歐洲（以及某種程度上美國）歷史重新定義為“全球化與全球主義未來”的角逐。這一視角超越了傳統上將該時期描繪為民主與獨裁之間的鬥爭。她指出，1914年至1939年間興起的反全球主義浪潮是兩大發展態勢的產物：“全球化進程本身的加速，以及大眾政治的崛起。”

全球化推進的速度更多是技術飛速發展的結果，而非哲學層面國際主義的自覺接納。扎赫拉寫道：“火車、輪船、電報、郵政服務和新聞通訊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曾經難以想象的規模運輸着貨物、人員、信息和疾病。”通過金本位制確保國際匯率穩定，銀行與金融業日趨全球化。書中提到，波蘭農場工人清楚美國中西部能提供更高工資（“並準備跨越大洋去賺取”），馬薩諸塞州的製鞋廠則與捷克斯洛伐克企業展開競爭。冷藏技術的進步讓阿根廷牛肉登上了歐洲人的餐桌。

到1910年，英國食品進口量已是1850年的八倍；而截至1914年——戰爭爆發的決定性年份——德國三分之一的食物依賴進口。這使其陷入熱量供給的脆弱境地：戰爭伊始，英國便動用海軍力量阻斷對德糧食運輸。扎赫拉寫道，戰時極端饑荒的記憶，加上《凡爾賽條約》強加給德國的屈辱（導致德國“被迫去全球化”即被排除在全球經濟之外），極大助推了主張自給自足者的崛起，尤以納粹為甚。

歐洲法西斯分子“利用”反全球化政治，兜售“全球經濟被操縱的認知”。猶太人尤其成為圍繞全球化偏執情緒的“避雷針”。作為一個“無國家歸屬”的遊牧民族，以及跨國商業、金融和貿易網絡中的牟利者，他們還成為全球化的“標誌”。那些試圖壓制全球資本主義的政治運動給他們貼上了污名標籤，其中最極端的勢力甚至試圖對他們進行肉體消滅。

儘管政治右翼在反全球化方面最為喧囂，但社會主義者、反殖民民族主義者（如聖雄甘地）和新政民主黨人也對全球經濟進行了抨擊。然而與法西斯分子不同，左翼傾向於將工人或無產階級——而非國家——視為全球化的“主要受害者”。

扎拉女士的敍述向我們展示，當今世界與大約一個世紀前的全球狀況何其相似——相似得甚至令人不安。她寫道，傳染病是“全球化最致命的副產品之一”。雖然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至少2500萬人死亡，可能更多）的死亡人數使新冠疫情的死亡率相形見絀，但其全球影響與新冠疫情並無二致。全球製造業出現下滑。人員和病菌的流動如此之快，以至於巴黎、柏林和紐約的死亡人數同時達到頂峯。扎拉女士指出，儘管1918年流感大流行催生了“國際合作的新形式”，“但隨着個人、國家和國際組織都試圖建立防疫屏障，它也加劇了反全球化情緒”。

扎赫拉女士這本充滿活力且信息豐富的著作中，最引人入勝的部分是她為我們呈現的全球化大棋局中幾位關鍵人物的傳記素描。其中包括匈牙利裔女權主義者羅西卡·施維默，她畢生致力於推動烏托邦式的世界政府理念。施維默移居美國後，卻因堅持和平主義立場被拒絕授予公民身份。她提出上訴，但最高法院於1929年駁回了她的請求（1948年她在無國籍狀態中離世）。

書中其他主角還包括亨利·福特，以及最具魅力的"歐洲亨利·福特"托馬斯·巴塔。福特以革新生產方式聞名於世，其生產模式隨後被推廣至全球。但扎赫拉指出，這位工業巨頭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站在反全球化浪潮的前沿"，尤其體現在其反猶傾向上。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巴塔在二戰初期將數十名猶太員工調往海外，從而挽救了他們的生命。

這位"鞋業之王"以捷克斯洛伐克為基地，建立了橫跨歐美、埃及，尤其是印度的全球鞋業帝國——在印度，他的工廠僱傭了數千名當地工人（扎赫拉指出，這些工人的薪酬遠低於捷克籍主管）。作者評價道：“在反全球化思潮盛行的年代，他始終是位毫不掩飾的全球主義者。“巴塔的言辭如同其製鞋工藝般精妙：“正如任何工業企業都離不開供應商與客户，這個星球上沒有任何國家，甚至整個大陸，敢自稱能自給自足。”

1932年，巴塔因空難逝世。倘若他活到現在，目睹周遭湧現的全球化經濟退潮現象定會痛心——更令人扼腕的是，我們仍在艱難應對百年前世界面臨的諸多相同問題。

瓦拉達拉詹先生是《華爾街日報》撰稿人，同時擔任美國企業研究所和哥倫比亞大學資本主義與社會中心研究員。

本文曾以《重築壁壘，歷史重演》為題發表於2023年1月21日印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