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者花園》評論：大屠殺的無名英雄 - 《華爾街日報》

紀念阿里斯蒂德斯·德·索薩·門德斯的展覽。圖片來源：約翰·西烏利/洛杉磯大屠殺博物館供圖1940年6月，葡萄牙駐法國波爾多總領事阿里斯蒂德斯·德·索薩·門德斯從辦公室窗口望出去，看到猶太男女老幼如潮水般湧上領事館的人行道。希特勒軍隊以驚人速度攻佔法國後，這些因納粹種族法而失去國籍的猶太人，正苦苦哀求領事館簽發前往葡萄牙——以及自由——的過境簽證。

索薩·門德斯內心激烈掙扎。總理安東尼奧·德·奧利維拉·薩拉查已明令禁止發放此類簽證，意圖將難民困在原地，成為納粹逮捕並遣送至集中營的目標。索薩·門德斯深知這些簽證是他們唯一的逃生機會，但也明白違抗薩拉查意味着職業生涯終結，他將無力撫養15個孩子。

這種兩難抉擇——是遵從良知而冒險，還是執行危及他人的命令——正是理查德·赫羅維茨《義人園：大屠殺中冒死拯救猶太人的英雄們》一書的核心主題。這位獨立歷史學家記錄了十個震撼人心的營救故事，其中包括十名英國戰俘聯手拯救一名16歲集中營逃生的少女。

這些救助者後來都被以色列大屠殺紀念館亞德瓦謝姆授予"國際義人"稱號。其中最廣為人知的當屬奧斯卡·辛德勒與勞爾·瓦倫貝里，但赫羅維茨着重呈現的是讀者相對陌生的英雄。他們皆非猶太人，卻都為拯救猶太人甘冒奇險。這些勇氣之舉值得我們永遠銘記。

是什麼促使他們採取行動，而非像許多其他人那樣，在沉默的共謀中袖手旁觀？宗教信仰是激發同情心的一個催化劑。蘇薩·門德斯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他決定在法國的最後幾周儘可能多地簽署簽證，並公開向領事館外的難民人羣宣告：“我寧願與上帝站在一起對抗人類，也不願與人類站在一起對抗上帝。”隨後，他簽發了大約1,575份簽證（有統計稱實際數字更高），從而拯救了許多否則會在大屠殺中喪生的人。作為懲罰，薩拉查剝奪了他的職位和財產。蘇薩·門德斯去世時身無分文，但他從未動搖過自己的信念：“基督教的真正教訓是愛鄰如己。”

信仰也激勵了雅典大主教達馬斯金諾斯的努力。胡羅維茨先生告訴我們，他是“歐洲教會中唯一一位正式譴責納粹‘最終解決方案’的領袖”。大主教敦促他國家的教會隱藏猶太人，並積極與雅典警察局長安傑洛斯·埃弗特合作，簽發了數千份希臘東正教洗禮證書和偽造的身份證。該國戰前79,000名猶太人中，只有5,000人在大屠殺中倖存；達馬斯金諾斯及其網絡拯救了其中許多人。

對於歐洲馬戲團老闆阿道夫·阿爾托夫來説，促使他提供援助的不是宗教信仰，而是一種道德責任感。從1941年到戰爭結束，阿爾托夫在他的約90名雜技演員、小丑、馴獸師等組成的巡迴劇團中，庇護了猶太馬戲表演者艾琳·丹納和她的家人。“我不能眼睜睜看着他們落入殺人犯的手中，”阿爾托夫談到丹納和她的家人時説，“那樣的話，我自己也成了殺人犯。”儘管在納粹歐洲的巡演路線中，每一站都要接受蓋世太保的檢查，阿爾托夫還是經常為這個處於危險中的家庭安排臨時藏身之所，藏在馬戲團的動物之間、乾草捆後面或大篷車的壁櫥裏。他還擅長用美酒和馬戲生活的迷人故事分散蓋世太保對他團隊的搜查注意力。這些都是高風險的行為，既讓藏身者，也讓阿爾托夫自己面臨被捕和處決的危險。然而，他並不認為自己的行為有什麼特別。“我只是盡了我的責任，”他説，“並保護了託付給我們的人。”

這種對人類更深層的責任感也貫穿在波蘭天主教護士兼社會工作者伊蕾娜·森德勒的故事中。當看到40萬猶太人被強行塞入的狹小華沙隔都內疾病肆虐、食物嚴重短缺時，她深感震驚，隨即組織團隊通過一切可能手段——從將孩子藏進垃圾袋、用靈車運送服過鎮靜劑的兒童到通過下水道系統轉移——成功營救了約2500名猶太兒童。森德勒團隊隨後為這些孩子提供化名的假證件，將他們安置在新家庭或各類孤兒院、修道院等宗教機構中。森德勒用密碼記錄下孩子們的原名清單，確保他們有朝一日能重拾身份認同，並將這份生死攸關的名單封存在埋於同事花園的牛奶瓶裏。

納粹逮捕並嚴刑拷打森德勒，判處她死刑；直到最後時刻，一名被賄賂的獄警才使她免於處決。肉體創傷伴隨她餘生，道德使命感亦然。她回憶父親教導：“當有人溺水時，伸出你的手。我只是試圖向猶太人民伸出援手。”

這些志士共同的信念是：每個人都值得尊重。正如阿爾托夫所言：“我們馬戲團人不分種族或宗教。“這既是應時的，也是永恆的普世箴言。

科爾女士是回憶錄《劇痛之後：新生》的作者。

出現在2023年1月23日的印刷版中，標題為“大屠殺的無名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