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忌筆記本》評論:她自己的日記 - 《華爾街日報》
Toby Lichtig
阿爾巴·德·塞斯佩德斯,約1950年。圖片來源:蒙達多利檔案/蓋蒂圖片社1928年,弗吉尼亞·伍爾夫向劍橋大學的年輕女性宣告,有抱負的女作家需要"一個屬於自己的房間"。而阿爾巴·德·塞斯佩德斯《禁記》中的瓦萊裏婭,甚至連一個抽屜都沒有。
故事發生在1950年代初。43歲的瓦萊裏婭與丈夫米凱萊及兩個即將成年的孩子(裏卡多和米雷拉)擠在羅馬某處狹小公寓裏(這不是一部以地點為特色的小説)。這個家庭雖屬穩固的中產階級——米凱萊在銀行工作,瓦萊裏婭祖上曾是地主——但戰爭創傷猶在,生活依然拮据。為貼補家用,瓦萊裏婭已在辦公室工作數年,這令她傲慢的母親頗為不屑。家中早已辭退幫傭,髒盤子堆積如山。
我們讀到的是瓦萊裏婭的日記。開篇即交代,這個筆記本是她週日替丈夫跑腿買煙時"鬼使神差"(純屬偶然)購得。因其購買時值意大利禁止週日商業活動(煙草除外),故稱"禁記"(原文"proibito")。但這個詞更暗含道德與形而上學的意味。
單是瓦萊裏婭想寫日記的念頭就引來家人嘲笑。“你能寫什麼?“當這個假設性話題被提及時,丈夫問道,“我們這個年紀還能有什麼秘密?“帶着被激起的好奇,我們看着她將這本秘密日記藏進碎布包、餅乾罐、舊滑雪服箱子裏,近乎滑稽地不斷變換藏匿處。至於她的"伍爾夫式寫作空間”:她趁夜深人靜或公寓難得的空檔,在"浴室的小桌板上寫作,就像少女時代那樣”。
意大利裔古巴作家阿爾巴·德·塞斯佩德斯(1911-1997)以週刊連載形式"即時"發表了《禁記本》,從1950年深冬到1951年盛夏,嚴格遵循小説時間線在《週刊畫報》上逐期刊載。這部連載小説在當時引起轟動,七十年後依然魅力不減。繼1957年英文版《秘密》之後,安·戈爾茨坦重新推出了這部作品的新譯本。小説敍事依然鮮活有力(儘管戈爾茨坦女士某些翻譯選擇略顯突兀),而探討的主題——母職與自我實現的衝突、社會對女性身體的規訓、無償的情感與家務勞動、進步思想與傳統桎梏的對抗——至今仍令人沮喪地具有現實意義。婚前性行為或許不再驚世駭俗,女性工作權也不再存疑,但在許多方面,這個世界對讀者來説仍熟悉得令人心驚。
埃萊娜·費蘭特"那不勒斯四部曲"的讀者定會注意到語調與主題的呼應。這不足為奇。戈爾茨坦不僅是費蘭特的譯者,塞斯佩德斯對後者更有着深遠影響:費蘭特曾將塞斯佩德斯1949年作品《她的立場》列為"鼓舞人心的小説”。這種影響在《禁記本》中隨處可見——第一人稱敍述者敏鋭洞察與自我欺騙的裂隙間;其思想、言語與行動的落差中;對家庭瑣事社會政治意涵的聚焦裏;甚至主角那些不討喜的時刻中。瓦萊裏婭可以冷酷無情,這是生活給她的教訓。她用一系列警句道出世界觀:“家庭的力量之一,就是讓成員持續處於相互競爭狀態”,又或:“在某個時刻,我們再也分不清家庭生活中的仁慈與殘忍。”
半年多的時間裏,故事以暗流湧動的方式展開,我們逐漸意識到這個四口之家的每個成員都懷揣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勤勉的瓦萊裏婭開始在週六溜到辦公室尋求清淨,在那裏她引起了陰鬱上司的注意——這位同樣在逃避家庭壓力的男人。他們的交談日益隨意,甚至傳出了兩人同遊威尼斯的閒話,不禁令人想起伍爾夫筆下的燈塔。
利用業餘時間創作電影劇本的米凱萊,向妻子那位光彩照人的未婚編劇朋友克拉拉尋求建議。至於劇本是否真實存在,這個懸念被巧妙地保留着。温吞、自滿又慣於逃避的米凱萊早已對妻子失去慾望,現在只親暱地稱她為"媽媽”——這個稱呼令她深惡痛絕。然而克拉拉告訴瓦萊裏婭,米凱萊筆下塑造的角色卻放蕩得多:他"確實沉浸在那股狂熱中,那種性痴迷"。
至於孩子們:自私保守的裏卡多正在接近一個瓦萊裏婭本能反感的年輕女孩——或許因為這讓她想起當年不諳世事的自己。而清醒現實的米雷拉則常與年長的富豪深夜外出。“我只有這張牌可打,“她對母親説。在這個功能至上世界的蒼白"冰冷幸福"中,米雷拉比任何人都有更大機會逃離——但瓦萊裏婭對她評判最為嚴苛:“我覺得米雷拉更堅強;僅憑這點,我就想揍她。”
那些束縛人的紐帶被證明異常頑固,而自由則是一把雙刃劍。在這部小説另一個精妙的短句中,我們看到壓力如何累積,“然後它又消失了”。這種張力由日記本身象徵。作為宣泄、自主和自我認知的場所,它也是一種負擔,一個"吸血鬼”,一個破壞者。“自從拿到這個筆記本,我就沒有一刻安寧,“瓦萊裏婭抱怨道。
這是一本精彩絕倫、暗流洶湧的書,也是對一位在英語世界鮮為人知的作家的可喜復興。《站在她那邊》在1952年被譯為英文版《最好的丈夫》。毫無疑問,現在也到了重見天日的時候。
裏希特先生是《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的小説和政治版塊編輯。
本文發表於2023年1月28日印刷版,標題為《藏起她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