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構作品：《利益時代》與《沙之墓》——《華爾街日報》

我偶爾會對記者-小説家從美國小説界消失感到悵然。這一寫作傳統——其全盛期出現在世紀之交，代表人物有西奧多·德萊塞和弗蘭克·諾里斯，但一直延續到近期的安·佩特里、威廉·肯尼迪和皮特·德克斯特的作品中——往往為了質感和廣度而犧牲了優雅和精緻。隨着藝術碩士課程推動作家們專注於個人經歷，這些書籍的大膽和報道式的好奇心變得稀缺，同樣稀缺的還有充分參與社會而非焦慮地從邊緣評論的意願。

然而，這一傳統在印度小説中依然生機勃勃，這並非小小的安慰。在印度，全球化帶來了與美國20世紀初相似的社會狀況。城市增長、快速致富、階級動盪、犯罪集團和政治腐敗一直是阿拉文德·阿迪加、塔倫·J·泰傑帕爾和阿米塔夫·高希等作家有力而雄心勃勃的書籍的主題，現在又在前德里記者迪普蒂·卡普爾的大動作傳奇《罪惡時代》中再次被探討。

卡普爾女士的小説開頭呼應了湯姆·沃爾夫的《虛榮的篝火》，一場車禍導致五名移民工人死在路邊，一名名叫阿賈伊的司機獨自在一輛報廢的奔馳車裏，顯然是在為一位有錢的僱主頂罪。小説以這一事件為轉折點，在精彩的開始部分閃回到阿賈伊在北方邦一個貧困地區的起源。在他的父親被當地黑幫隨意殺害後，阿賈伊被賣到喜馬拉雅山的一個小農場做苦力以償還家庭債務。從那裏，他漂泊到揹包客咖啡館工作，在那裏他遇到並受僱於一位名叫桑尼·瓦迪亞的度假大亨，後者是德里最有權勢且冷酷無情的商人的後裔。

這是阿賈伊的轉折點，也是他的墮落時刻。他夢想帶着金錢和權勢回到失散多年的母親與妹妹身邊，但對桑尼無可指摘的忠誠使他淪為瓦迪亞家族的工具，被利用來幹各種骯髒勾當。隨着《罪惡時代》將焦點轉向桑尼及其與報社記者內達的宿命戀情，這些交易的黑暗本質逐漸浮出水面。當故事進入豪華頂層公寓與戒備森嚴的鄉間莊園時，關於罪惡、共謀、理想主義與幻滅的問題也隨之湧現。卡普爾女士力圖展現桑尼不止是個被寵壞的富家子——他懷着堂吉訶德式的夢想，試圖用家族財富在印度傳播文化與繁榮，卻同樣被權力的殘酷法則所困。

《罪惡時代》像是一部不斷擴張的小説。它流動的敍事與戲劇性的華麗筆觸永不停歇。卡普爾女士輕鬆切換着場景：從德里集市到監獄，從尼泊爾邊境的密林到果阿的海灘，寫起僕人、政客和殺手都同樣得心應手。但這種多線程敍事也有弊端——隨着小説越發深入瓦迪亞家族的政治陰謀，對人物的把控就越顯薄弱，阿賈伊尤其淪為劇情的附庸。當故事試圖拼合眾多動態線索時，最終章節變得支離破碎、倉促忙亂。

卡普爾女士透露《罪惡時代》是計劃中三部曲的首部，這解釋了文本的割裂感與令人抓狂的懸疑結局。儘管如此，本書仍值得推薦，因其包含諸多震撼人心的精彩場景，若讀者保持耐心，它很可能成就一部史詩鉅作。

在吉檀迦利·什裏的《沙之墓》中，一位僅被稱為"母親"的八十歲寡婦躺在德里家中的牀上，她一動不動，緊貼着卧室牆壁，彷彿已成為牆體的一部分。由悲傷、衰老、病痛和中產階級體面築起的高牆，將她困在毫無生氣的牢籠裏。

然而某天，兒子贈送的彩色禮物奇蹟般喚醒了母親——她決定從此打破所有界限。她搬去與獨立生活的女兒貝蒂同住，並很快與跨性別者羅西成為密友。鄰居們開始向她尋求建議與啓迪。“任何值得做的事都應超越邊界”，她如此建議。在印度，“邊界"與"分割"本就是極具分量的詞彙，而小説最終以母親大膽前往巴基斯坦的旅程達到高潮——她在故土重訪並救贖了青春時代的傷痛記憶。

這部自稱"傳奇寓言神話故事"的解放史詩榮獲2022年國際布克獎。譯者黛西·洛克威爾同樣獲得表彰，她以驚人的想象力將什裏充滿詩意的印地語文字遊戲轉化為英文。押韻、雙關等修辭手法貫穿全書，為這個本應沉重漫長的生死故事注入輕盈氣泡。

儘管獲獎與讚譽已構成輝煌的成功故事，但我卻難以對小説本身產生更多共鳴。太多浮誇的抒情如同泡沫過多的啤酒，華而不實。試看某章典型的序言：“狂風怒吼。或躡足而至。萬物按自身節奏行進。事物因變化而前行。永不停歇。“而後文卻斷言：“若生命按其節奏行進，萬物皆似靜止”——這種自相矛盾的表述令人費解。

毫無疑問，這部小説的離題與修飾正是對界限的摒棄。它將隨心所欲地漫遊，如果它的聲音吸引了你，你便不會為它的閒逛感到遺憾。“故事無需單一的溪流，”什裏女士在開頭就為我們做好準備，“它可以自由奔跑，流入江河湖泊，流入清新的新水域。”

出現在2023年1月28日的印刷版中，標題為《德里現在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