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自己而戰》評論：網球先驅阿爾西婭·吉布森 - 《華爾街日報》

阿爾西婭·吉布森在1958年温布爾登網球錦標賽女單決賽中對陣安吉拉·莫蒂默並獲勝。圖片來源：阿拉米1997年8月，美國網球公開賽舉辦地紐約法拉盛新建了一座體育場，以唯一贏得該賽事冠軍的黑人選手阿瑟·阿什命名。阿什曾在1968年奪冠，並各獲得過一次温網和澳網冠軍。儘管阿什確實配得上如此崇高的榮譽，但這座體育場本應以阿爾西婭·吉布森的名字命名。

我們無從知曉阿什球場落成當日吉布森作何感想。彼時距她70歲生日僅剩月餘，她正獨自居住在新澤西州東奧蘭治的公寓裏，生活困頓。作為首位參加美國國家錦標賽（美網前身）的黑人選手（無論男女），她怎能不疑惑這份榮譽為何沒有授予自己？

退出網壇後，她於1963年成為首位參加女子職業高爾夫協會巡迴賽的黑人選手。史上最偉大女子網球選手塞雷娜·威廉姆斯曾説：“阿爾西婭·吉布森為所有有色人種女性運動員開闢了道路。“吉布森早在1957和1958年就蟬聯美國國家錦標賽冠軍，期間更在充滿敵意的英國觀眾注視下兩度問鼎温網。1956年，28歲的她在巴黎贏得法國網球錦標賽，成為首位獲得大滿貫的黑人選手。這位黑人網壇開拓者本該比阿什更有資格獲得命名殊榮，但法拉盛的球場最終選擇了阿什的名字。

為什麼？這不是阿什莉·布朗在《為自己而戰》——這部關於吉布森包羅萬象且多角度出色的傳記中提出的問題。但她確實提供了許多答案，而性別歧視（認為男性比女性更偉大的價值觀）顯然是其中之一。然而，這並非最關鍵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在於她從未明確承擔起種族平權鬥士的角色。

布朗女士告訴我們，與阿瑟不同，吉布森"否認自己是打破障礙的先驅者”。“我只是個網球運動員”，她在1956年告訴《紐約時報》，“而不是黑人網球運動員”。她對該報表示，你不會稱某人為"白人網球運動員”，這讓記者得出結論：無論她為自己的種族開闢了怎樣的道路，對她個人職業生涯而言都是附帶產物。布朗寫道，吉布森的聲明"表明從政治角度而言，她絕非網球界的傑基·羅賓遜"——後者是美國職棒大聯盟首位黑人球員。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歷史學教授布朗，通過"二十世紀中葉最傑出的非裔美國女運動員"阿爾西亞·吉布森的故事，探討美國體育界的種族融合史。在這段歷史中，吉布森是個既關鍵又令人困惑的人物：“種族使吉布森同時成為政治悖論、天賜之物和氪石”。在民權運動期間，吉布森固執地拒絕扮演黑人政治精英渴望的直言不諱的種族代表或倡導者角色。“不，我不認為自己是族羣的代言人”，吉布森曾説，“我打網球是為了取悦自己，而非他們。”

這種對個性的強烈主張令那些認為從哈萊姆區最卑微的出身走向國際成功的女性應該更易受擺佈、更順從於（主要是黑人男性）那些更懂世界規則之人的指示的人們感到震驚。畢竟，她是卡羅來納州佃農北遷的女兒，一個在她青少年時期每逢逃課就會給她"可怕鞭打"（用她自己的話説）的男人。她並非世故之人。

“她更在乎贏得比賽而非贏得朋友和粉絲，“布朗女士寫道。吉布森遭到同族評論家的貶低——有人稱她"傲慢”、“不合作”、“像頭倔驢一樣不知好歹”——這種態度與當今美國黑人公眾人物若不遵循黑人進步正統觀念所受到的對待如出一轍。這讓人不禁懷疑，是否有一種強制性的羣體思維支配着美國的種族和民族激進主義——要求異見者要麼被訓斥，要麼被排斥。

看看黑人媒體對吉布森1958年出版的首部自傳《我一直想成為大人物》的反應。“我從不認為自己是改革者，“她寫道。“當我所做的事被證明對所有黑人——或所有美國人——有幫助和重要時，我總是很高興……但我不會刻意鼓吹任何特殊事業。“在解釋她為何不像傑基·羅賓遜（她的黑人批評者希望她效仿的對象）時，她寫道她迴避了’他作為黑人爭取平等的角色’，因為’假裝擁有我不具備的情感是不誠實的’。這引起了黑人解放主義者的驚愕。部分反應措辭謹慎。《巴爾的摩非裔美國人報》體育編輯薩姆·萊西寫道：“儘管我很喜歡這位冠軍，恐怕她既沒有（傑基）羅賓遜的道德勇氣，也沒有（瑪麗安）安德森（黑人歌手和民權運動家）的沉靜尊嚴。“但像《克利夫蘭呼聲郵報》（一家黑人報紙）社論中的這種回應則難以原諒：社論稱，如果她不重新思考自己的態度，“她很快就會回到起點，成為哈萊姆區的不良少女。”

黑人媒體也對吉布森的外貌和舉止提出批評，認為她過於男性化。她偏愛短褲而非裙子、拒絕在鏡頭前微笑打扮，以及健壯的體格，被認為違反了"體面政治"的基本規則。由於白人至上主義者慣用刻板印象，那些已取得成就的黑人（如醫生、律師、教師等）對任何可能為種族主義定型提供依據的行為都產生了強烈反感。布朗女士寫道，黑人女性被描繪成"與白人女性相比具有攻擊性、支配性且缺乏女性氣質”。人們認為吉布森沒有努力展現柔和一面，正印證了這種觀點。

令人遺憾的是，黑人記者們用含沙射影的方式討論吉布森的性取向。本書中唯一明顯的疏漏是，布朗女士聲稱用"廣泛意義上的酷兒"來描述吉布森的"性別不遵從"是"恰當的”，儘管她堅稱這樣做的目的"並非要對其性取向妄加猜測”。她為本書所做的研究並未發現吉布森有過"親密的女性伴侶”。那麼為何還要堅持吉布森的"酷兒"身份呢？

不過，這幾段引言中的內容只是這本傳記中微不足道的瑕疵。整體而言，這部充滿愛與敬意的作品誠實、富有同情心且細緻入微，將極大地彌補阿爾西婭·吉布森從美國公眾記憶中可悲消失的遺憾。現在我們唯一需要的，就是將她的名字與阿瑟·阿什一起刻在法拉盛體育場的榮譽牆上。

瓦拉達拉詹先生是《華爾街日報》的撰稿人，同時擔任美國企業研究所和紐約大學法學院古典自由主義研究所的研究員。

本文曾以《言不由衷的恭維》為題發表於2023年2月4日的印刷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