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戰美國是一個歷史性錯誤——《華爾街日報》

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外交政策基於若干基本前提：在一個公正的世界裏，中國理應在東亞佔據主導地位，成為區域各國朝貢受命的中心體系，如同19世紀前兩千年間的情形；曾被北京視為中國組成部分的地區應當與之"重新統一"；復興的中國至少應在制定國際生活規範與規則時擁有平等話語權。習近平宣稱這些目標可以實現，因為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即中國力量的"偉大復興"與美國力量的衰退。“時與勢在我們這邊”，這是習近平的論斷。

不可否認，中國近幾十年來已獲得可觀的全球實力與影響力。即便如某些觀點所言這是"中國巔峯期"，其已是東亞經濟霸主，若非美國存在，很可能也將成為該地區政治軍事霸主（儘管或許難免與日本發生衝突）。任其發展，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終有一日或將主宰周邊國家，如同統一後的現代化德國曾主宰歐洲、現代化日本曾主宰中國及東亞其他地區那般。這些強國也曾深信"時與勢"站在己方，且在諸多方面確是如此。

然而這些先例應令中國領導人審慎：日德兩國雖在短期內實現驚人擴張，其區域霸權野心終究落空。它們低估了美國實際與潛在的國力，未能理解20世紀初美國作為大國崛起已根本改變國際格局，使得長期以來的區域霸權圖謀再難實現。當前台海局勢高度緊張，加之本週中國間諜氣球現身美國領空，習近平正重蹈這一歷史性誤判的風險。

2017年7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站在吉普車上檢閲部隊。圖片來源：李濤/新華社/美聯社當美國在20世紀初崛起為大國時，世界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正如西奧多·羅斯福在1900年所觀察到的，美國憑藉其“實力和地理位置”，已成為“全球力量平衡的關鍵”。這並非比喻。正如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發現的，美國可以通過將其龐大的財富、人口和生產能力投入某一方，來決定任何重大地區衝突的結果。儘管德國人正確地計算了他們在軍事和經濟上對鄰國的優勢，但數百萬新增的美軍士兵和數十億美元的物資供應很快使他們的處境變得不可持續。正如一位德國高級將領所説：“我們無法與全世界為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和日本可能正確地評估了他們在地區對手面前的成功機會。到1942年初，全球超過一半的生產能力已處於軸心國——德國、日本和意大利的控制之下。然而，即便如此，美國的參戰標誌着這三個國家及其政權的終結開始。正如憤怒的希特勒所觀察到的，美國和英國共同“掌控了世界”。除了美國的規模、財富和生產能力外，它還享有幾乎不受外國入侵的優勢。希特勒曾表示，德國征服美國的機會與美國征服月球的機會一樣渺茫，他在美國參戰後不久就承認，他不知道如何擊敗美國。

問題不僅在於美國的實力和相對不易受攻擊性。在美國崛起之前，地區霸權通常可以指望其較弱的鄰國適應其日益增長的力量。但20世紀初，美國作為一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強國出現，改變了這一格局。潛在的侵略受害者，尤其是那些擁有自由政體的國家，開始期待自由主義的美國給予同情和最終支持。正如温斯頓·丘吉爾在敦刻爾克撤退後所言，英國人將繼續戰鬥，直到“在上帝的安排下，新世界以其全部力量挺身而出，拯救和解放舊世界”。

對最終獲得美國支持的期望在二戰前及期間被證明是歐洲的關鍵因素。正如希特勒在1941年1月對其將領遺憾地表示，對美國援助的希望“支撐着英國繼續戰鬥”。1934年，東京阻斷了西方對中國的進一步援助，因為他們正確地認為這會阻礙中國人接受日本統治。“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是日本的口號，實際上意味着讓日本在沒有美國干預的情況下處理與鄰國的關係。希特勒也承諾，如果美國“讓歐洲屬於歐洲人”（即德國），他就會“讓美洲屬於美洲人”。

美國在他人決策中的關鍵作用在20世紀20至30年代表現得最為明顯。一戰結束後的頭十五年裏，隨着美國退出對歐洲的直接干預，歐洲列強確實試圖以唯一剩下的方式解決自身問題——即順應德國日益增長的實力和野心。美國刻意保持距離的政策（通過30年代中後期的中立法案確立）對説服英國首相內維爾·張伯倫推行綏靖政策起到了關鍵作用。慕尼黑協定將捷克斯洛伐克部分領土割讓給德國，這一多米諾骨牌效應的源頭正是美國：儘管準備與德國作戰，但捷克人若沒有英法支持就無法行動，而英法若無法指望美國的支持，也不會提供援助。

1938年9月慕尼黑會議上，德國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右）與英國首相內維爾·張伯倫（左）握手。圖片來源：美聯社綏靖政策在1938年後終結，不僅因為希特勒背信棄義吞併了捷克斯洛伐克剩餘領土，更因為所有人都清楚看到——在富蘭克林·D·羅斯福總統領導下的美國終於開始轉變對歐洲重要性的看法。即便是這絲微弱的希望也足以促使他們抵抗。希特勒將1939年波蘭拒絕其領土要求、以及同年他入侵波蘭後英法對德宣戰的決定，都歸咎於美國的干預。

美國決策的不可預測性本身就對潛在侵略者構成難題，因為在每次危機中，那些野心勃勃的霸權國家都嚴重誤判了美國的實力，或許更重要的是誤判了美國的意圖。兩次世界大戰中，侵略者都認為美國不會試圖阻止他們，即使嘗試干預，也缺乏及時扭轉局勢的能力。

這種誤判情有可原。無論是1917年還是1939年後，美軍都遠未做好打全球性工業化戰爭的準備。1917年美國無法長期在海外部署超過2.5萬人的部隊，也缺乏能同時在太平洋和大西洋戰區有效作戰的海軍力量。1939年德國空軍擁有8000架新型戰機，而美國陸軍航空隊僅有1700架多數已過時的飛機；德軍列裝2000輛新型坦克時，美軍只有325輛，其中許多還是一戰時期的舊型號。與此同時，日本帝國海軍在太平洋水域的艦艇數量和質量都遠超美軍，尤其當大西洋戰事吃緊後更是如此。

1939年的美國也缺乏快速提升武器生產所需的工業設施。軍火製造商因國會調查和政府合同匱乏而關閉了生產線。任何重大擴產都需要工廠重新裝備和國家經濟轉型，這至少需要兩年時間。

1943年3月，B-24轟炸機在密歇根州福特柳溪工廠下線。圖片來源：美聯社美國人不僅在物質上未做好戰爭準備，還堅稱實際上不會參戰。禁止美國對侵略者實施禁運的中立法規一直持續到1939年。直到1941年，羅斯福仍在承諾不派美國士兵出國。對於納粹領導人約瑟夫·戈培爾等外國觀察家來説，顯然儘管羅斯福可能做好了戰爭準備，但美國公眾仍希望和平。“美國除了選美皇后、百萬富翁、愚蠢的唱片和好萊塢還有什麼？“希特勒評論道，而日本偉大的戰略家山本五十六海軍上將則認為美國人是"自我放縱的弱者”。

他們無法想象1939年的美國會成為1942年的美國，以超越所有以往經驗的速度生產武器和物資。1940年夏至1945年夏，美國造船廠生產了141艘航空母艦、8艘戰列艦、807艘巡洋艦、驅逐艦和護航驅逐艦，以及203艘潛艇。美國汽車製造商和其他行業將生產線轉為生產88,410輛坦克和自行火炮、257,000門火炮、240萬輛卡車、260萬挺機槍和410億發彈藥。新興的美國航空工業最終每天生產170架飛機，戰爭期間總計生產了324,750架。

又有誰能預料到珍珠港遇襲後美國人會爆發出如此狂熱的嗜血情緒？沃爾特·李普曼曾評價美國人"和平時期過於綏靖，戰爭時期過於好戰”。對"日本鬼子"的種族主義敵意，加上珍珠港"無恥偷襲"的刺激，讓這個素來厭戰的民族化身為鐵血之師。那些曾覬覦歐亞霸權的國家，目睹美國平日裏的模樣，根本無法想象其在戰時能爆發出何等驚人的怒火。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時美軍驅逐艦爆炸瞬間。圖片來源：美聯社如今中國領導人可能正在重蹈昔日霸權挑戰者的覆轍。儘管實力與日俱增，但中國的起點其實更為不利。1941年鼎盛時期，軸心國與蘇聯（當年6月前仍是德國盟國）的GDP總和超過美國，與美英總和相差無幾。而如今美國及其盟友夥伴（包括歐洲大部、日本、印度、韓國、澳大利亞等）創造了全球50%以上的財富，中俄兩國合計僅佔20%出頭。

中國軍隊雖規模龐大且持續擴張，卻未經實戰檢驗。普京麾下的軍隊在紙面數據上看似強大——甚至比中國更勝一籌——但實際表現與盛名難副。儘管投入數千億盧布推進現代化，俄羅斯的軍工技術仍落後於美國及其盟友。核武器在這場衝突中除了虛張聲勢外毫無實際作用。當今最大的認知誤區是認為核武器改變了所有軍事博弈規則，但烏克蘭戰事證明，擁核國家之間爆發常規戰爭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中國追求地區霸權的起點，遠比歷史上的潛在霸主們更為薄弱。當美國在一戰期間開始警覺應對德國挑戰，或在二戰期間應對德日侵略時，這些大國已在各自區域確立了軍事與經濟霸權。即便是蘇聯開啓冷戰時，也掌控着半個大陸的霸權——儘管最終未能維繫。

反觀中國，其甚至未能完全控制自認的領土範圍：尤其是台灣及東海、南海部分島嶼。它被強大鄰國環伺——人口即將超越中國的印度；全球第三大經濟體、隨時可成為核強國的日本；擁有可觀經濟軍力的韓國；當然還有澳大利亞。這些國家皆對中國崛起心存戒備，或與美國結盟，或尋求其庇護。

2022年10月，中國在南海建造的人工島。圖片來源：Ezra Acayan/Getty Images普京在歐洲遭遇類似困境時，已領教到美國主導體系的韌性，以及受其保護的鄰國抵抗俄式強權的決心。若沒有美國及其盟友支持，即便烏克蘭人民再英勇，今日能否持續抗俄？抑或會像1938年的捷克那樣，被迫接受強鄰覬覦霸權的命運？倘若當年捷克獲得最低限度支援，面對尚未經受實戰檢驗的德軍，結局或許未可知？而若希特勒像普京般未能速勝，歷史又會如何改寫？

北京在台灣問題上也面臨類似困境。過去三十年間，中國大陸政府大多期望台灣民眾能逐漸讓步、同意與大陸統一。然而由於獲得美國的支持與承諾，台灣始終能夠抗拒大陸施壓。這令中國方面深感憤懣——他們相信自尼克松政府時期確立的"一箇中國"政策本應逐步削弱美國對台支持，直至台灣感到必須接受北京提出的統一方案。但事與願違。納粹德國曾擊敗當時歐洲最強陸權法國；而中國卻無法迫使這個面積不足其五十分之一的孤島屈服。

德日兩國通過武力取得更大"成就"，並不意味着其侵略性必然強於中國潛在可能或普京已展現的擴張傾向。它們在一戰後美國轉向孤立主義時獲得了暫時的有利環境，而中國始終面臨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強大制約。

即便中國真能通過軍事打擊或海上封鎖迫使台灣"統一"，是否就能確立其在東亞的霸權地位？抑或這將成現政權衰亡的開端？當年日本偷襲珍珠港並殲滅菲律賓及西太平洋美軍雖取得驚人勝利，卻正是帝國覆滅的序章。北京很可能奪取台灣，而慣於行動遲緩的美國或許無力阻止。但之後呢？

或許習近平主席認為，美國、日本及該地區其他大國將不得不適應這一新現實。如今許多美國人可能也持相同看法。美國國內必然會出現呼籲剋制的聲音。然而，儘管攻台行動對美國民眾的衝擊無法與珍珠港事件相提並論，但即便台海戰事尚未發生，美國已對中國的威脅深感憂慮。若中方臆測此類襲擊不會激起美國民眾支持更強硬的反制措施，實屬不智。

無論後續爆發熱戰還是冷戰，中國都需做好承受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全面壓制的準備。日本已通過修改和平憲法擴大與美國的軍事合作，屆時很可能進一步推進軍事化，甚至啓動核武研發。印度將如同中國其他鄰國（俄羅斯除外）般加強對華戒備。即便歐洲也可能將中國的侵略行徑視為對其在烏克蘭捍衞的民主秩序的又一威脅。而各方最終都將唯美國馬首是瞻。

習近平主席或許認為美國實力已大幅衰落，但正如普京總統所領教的，事實恰恰相反。當今美國主導的秩序體系具備的防禦能力遠超20世紀上半葉：1917年和1939年的美國沒有海外盟友，如今卻擁有遍佈全球的50多個盟友與戰略伙伴；1945年前其海外軍事存在僅限於西半球，如今卻坐擁全球唯一真正的藍水海軍與世界性軍事基地網絡；1930年代的美軍和平時期無力對抗其他強國，如今卻擁有規模龐大、裝備精良且久經沙場的無敵之師。美國還與富裕盟國共同掌握着對全球經濟的非凡掌控力——包括近三十年才出現的制裁等金融武器，這一點普京總統亦有切身體會。

美國是否仍能像在兩次世界大戰和與蘇聯的冷戰期間那樣，在產能上超越對手？我們尚不清楚21世紀美國全面動員後的面貌，但有理由相信其潛力驚人。今年美國國防開支將不足GDP的4%，這是和平時期的軍費預算且處於較低水平。1960年艾森豪威爾政府末期，美國軍費佔比達GDP的9%；里根時期該數字接近7%。若當前美國將7%的GDP投入軍事，年國防開支將達近1.6萬億美元，遠超現階段的8000餘億美元。

美國國防開支或重返GDP佔比7%的水平，這是自里根時代以來未見的比例。圖片來源：美聯社就技術競爭而言，中國在某些武器研發領域已與美國並駕齊驅甚至可能形成競爭。但若美國全面轉向對抗與備戰狀態，難道無法與中國抗衡？當前烏克蘭戰場已清晰展現美製武器的技術優勢。儘管中國可能在全面直接競爭中實現技術反超，但這種情況似乎不太可能出現。

美國民眾是否準備好與另一個大國展開重大對抗，無論是突發衝突還是漫長的類冷戰對峙？潛在對手若認定美國民眾缺乏這種意志將非常危險。無論美國政治體系現狀如何，其狀況並未明顯遜色於1930年代——那同樣是個深度分裂的美國，包括是否干預國際衝突都存在嚴重分歧。但一旦進入戰爭狀態，異議聲浪便近乎絕跡。如果説有什麼能治癒美國政治極化，與中國的對抗或許正是這劑猛藥。

習近平挑起這樣的對抗是否值得？想想普京試圖征服烏克蘭的嘗試。即使俄羅斯最終獲勝——這種可能性越來越小——烏克蘭的鄰國也會武裝到牙齒，美國會增加其前沿存在，一道新的鐵幕將落在烏克蘭的西部邊界。普京恢復俄羅斯在東歐和中歐霸權的主要目標仍然遙不可及。美國主導的自由世界秩序仍將完好無損，並能夠阻止俄羅斯的進一步擴張。普京為了一筆在最好情況下也相對微薄的回報，付出了極其高昂的代價。

中國接管台灣也會帶來同樣的問題。北京可能會取得重大的戰略勝利，但代價是震驚整個世界，推動美國的盟友與華盛頓更緊密地擁抱，並嚇唬美國公眾全力遏制和削弱中國。

2019年，台灣台北一名男子舉着支持香港民主抗議者的標語。照片：Alberto Buzzola/LightRocket/Getty Images畢竟，中國的根本問題不是台灣持續的事實獨立。這是世界上不利的權力格局，而台灣的挑釁只是其中的一個症狀。中國人可能永遠會對美國力量維持的自由全球霸權感到不滿。他們會因為依賴美國海軍的善意來保障航運安全而感到不安。他們會因為自己的歷史抱負受挫而不高興。中國是最新的“沒有”大國。就像二戰前的德國和日本一樣，它想要巨大的財富和權力，一個大的勢力範圍，控制海洋，並在制定國際事務規則的談判桌上佔有一席之地。

但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所渴望的與它實際能得到的，是兩回事。中國正陷入崛起大國常見的困境——無法滿足於“足夠好”。1871年德國的統一，類似於中國在鄧小平發起的改革期間所取得的恢復和成功。遍佈中歐的德語人口曾因眾多小國和公國的存在而弱小且分裂。對奧托·馮·俾斯麥及其同時代的人來説，統一是一項巨大的歷史性成就。他們創建的德國龐大、富裕且相對安全——比歷史上任何時期的德語民族都要好。

在俾斯麥的領導下，德國是一個滿足於現狀的大國，僅憑作為歐洲最大經濟體和人口最多的國家，就有可能成為歐洲的霸主。事實上，他擔心德國的任何進一步擴張或野心跡象會導致其他歐洲列強聯合起來反對它。他的戰略是讓德國的競爭對手相互制衡，他樂於讓英國統治海洋，並與俄羅斯和法國保持歐洲的大致均勢。

然而，德國的下一代領導人有着更大的野心，與他們更強大的力量相稱。他們擔心英國、法國和俄羅斯會阻止他們獲得應有的全球影響力。對受到遏制和拒絕的恐懼，驅使德國走向了它最害怕的結局。正如歷史學家邁克爾·蓋耶所描述的，“一種災難性的民族主義”使德國人“為了避免想象中的災難而陷入現實生活的災難”。

日本也走上了幾乎相同的悲劇道路。到19世紀末，日本已取得了驚人的成就。從幾乎完全孤立的狀態出發，日本在19世紀末明治維新後崛起為東亞最強大的國家，1895年擊敗中國，十年後又戰勝俄國。當時的老一輩寡頭政治家警告説，貪求更多將十分危險。正如日本德高望重的政治家伊藤博文在19世紀80年代末所言：“樹大招風。”

但日本年輕一代的領導人並不滿足。一戰後崛起的日本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強大，但卻令人不安地依賴於兩個盎格魯-撒克遜強國。許多日本人認為，除非成為一個帝國，否則他們的國家無法在競爭中保持優勢，贏得應有的尊重，並獲得擴張所需的土地。日本的野心對於一個崛起中的大國來説並非不合理；只是事實證明，這些野心若不與美國發生衝突就無法實現。

現代中國的想法並無太大不同。中國領導層認為，進一步的增長、實力和擴張對其生存至關重要。他們相信，美國和其他試圖限制中國的強國一心要摧毀中國——或者更具體地説，要摧毀中國共產黨。習近平在其任期初的一次黨代會上表示，美國及其盟友的目標是“同我們爭奪陣地、爭奪人心、爭奪羣眾，最終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

意識形態如今也成為中國進一步“統一”的主要障礙。中國對香港民主制度和力量的打壓大大增加了台灣對“一箇中國”概念的敵意，而美國的支持則鼓勵台灣抵抗北京的壓力。這兩者對中國雄心來説是一場災難。

習近平能接受這些限制嗎？能接受一個將繼續由美國自由主義霸權定義的世界嗎？

日本在1941年就面臨這樣的困境。當時，日本主要軍事官員認為最終戰勝美國的可能性不大。然而，退縮並接受“小日本”的選擇太過屈辱。這意味着放棄日本領導的新亞洲秩序的夢想。對東條英機首相來説，就像1940年和1941年的其他日本領導人一樣，戰爭比接受美國強加的和平更光榮，即使是一場失敗的戰爭。

正如東條英機所説，“有時候，一個人必須鼓起足夠的勇氣，閉上眼睛”——用日本人的説法就是“跳下清水寺的平台”。習近平也可能決定冒險一試。如果是這樣，他可能會像弗拉基米爾·普京、蘇聯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軸心國領導人一樣，給他的人民和世界帶來悲劇。

更正與補充

1941年巔峯時期，軸心國和蘇聯（當年6月前是德國的盟友）的GDP總和超過了美國，僅略低於美國和英國的GDP總和。本文早期版本錯誤地未將蘇聯納入比較。（2月6日更正）

卡根先生是布魯金斯學會國際秩序與戰略項目的斯蒂芬和芭芭拉·弗裏德曼高級研究員。他的新書《盛宴上的幽靈：美國與世界秩序崩潰，1900-1941》已於上月由克諾夫出版社出版。

刊登於2023年2月4日印刷版，標題為《挑戰美國是歷史性錯誤——當美國崛起捍衞民主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