觸發警告對學生有益還是有害？——《華爾街日報》

一月份春季學期開學首日，俄克拉荷馬大學一名教授大一英語寫作課程的助理教授説出了"N開頭的侮辱性詞彙"。在一堂關於共情語言的課程中，她朗讀了馬丁·路德·金1963年所著的《伯明翰監獄來信》——這位民權領袖在文中使用該詞彙來控訴美國南部的種族不公。數名學生投訴後，校長宣佈事件正在調查中。學生們表示，問題部分在於教授朗讀前未給出"觸發警告"。

“我認為觸發警告不能為使用種族歧視用語開脱，但本可以減輕傷害，“課堂學生蒂根·史密斯説，“這非常令人失望。”

觸發警告（又稱內容警告）旨在為受眾——尤其是曾遭受創傷者——預先提示可能引發不適的內容主題，如性侵、虐童和種族主義。十年前大學生開始要求設置此類警告，如今其應用已十分普遍，涵蓋範圍不斷擴大至任何可能引發學生不適的議題。2016年美國國家公共電台對800名大學教師的調查顯示，半數人使用過觸發警告。2020年全國反審查聯盟對800餘名學者的調查中，12%的受訪者表示因未提供警告而收到學生投訴。

觸發警告不可避免地成為文化戰爭的焦點。支持者認為其通過滿足多元學生羣體的不同需求，使課堂更具包容性。批評者則如格雷格·盧基亞諾夫和喬納森·海特在2018年著作《美國心靈的嬌慣》中所警告的，主張大學應致力於開拓思維而非"嬌慣"學生。有人擔憂警告會促使學生迴避本應深入思考的複雜觀點，或導致教授迫於壓力完全迴避敏感議題。

在這些爭論中，一個更根本的問題被忽視了：觸發警告真的有效嗎？也就是説，它們是否真的能幫助人們在情感上為具有挑戰性的內容做好準備？

在一篇新論文中，由澳大利亞弗林德斯大學的實驗心理學家維多利亞·布里奇蘭領導的一個團隊分析了最近12篇關於觸發警告的研究論文。這份尚未發表的報告得出結論，觸發警告既不像一些人希望的那樣有幫助，也不像其他人擔心的那樣有害。事實上，“它們似乎沒有任何作用，”布里奇蘭博士説。

觸發警告並沒有顯著減少學生在面對可能令人不安的內容（如強姦或暴力的生動描述）時所感受到的痛苦，也沒有促使學生完全避免這些內容。無論是有創傷史的人，情況都是如此。然而，警告確實增加了學生在接觸相關材料之前感受到的焦慮程度。

“我們有一種民間智慧，認為警告總是好的，有備無患，”布里奇蘭博士説。“但在實驗心理學中，很多時候你會發現，那些看起來直覺上正確的事情根本不是真的。”她指出，問題在於，提醒某人注意令人痛苦的材料和幫助他們應對這些材料之間存在顯著差異。“如果你沒有接受過治療，也沒有學會處理這些問題的工具，它仍然會讓你感覺糟糕，”她解釋道。

甚至有一些證據表明，觸發警告可能會傷害它們原本想要幫助的人羣。2020年發表在《臨牀心理科學》雜誌上的一項哈佛研究涉及451名創傷倖存者，發現觸發警告通過鼓勵人們將他們的創傷“視為他們生活敍事的核心”，使他們對相關材料感到更加焦慮。

“我們文化中對‘傷害’的認知範圍大幅擴展，這影響了我們應對事物的方式，也影響了我們的焦慮水平，”心理學研究員佩頓·瓊斯表示。他參與了2020年的研究，也是這項新元分析的合著者。他指出，數據顯示儘管近幾十年來美國的暴力事件發生率顯著下降，但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的發病率卻保持穩定。

他認為這可能是因為我們對創傷的定義經歷了墨爾本大學心理學家尼克·哈斯拉姆所稱的“概念泛化”——以往對虐待和心理疾病的狹義理解已擴展至包含所有令人不適的事物，從校園霸凌到婚姻不忠。

圖片來源：《華爾街日報》Elizabeth Renstrom“觸發警告是這一問題的表現，而非根源，”瓊斯博士指出。他提到隨着越來越多的人自認為是創傷受害者，他們要求在課堂等場所獲得特殊照顧，儘管有證據表明這些措施往往會強化其受害者心態，反而適得其反。“總體而言，使用觸發警告的人本意是好的，但讓人更舒適的意圖並不總能如預期那樣實現。”

即使觸發警告不能緩解焦慮，它們仍可能是教授們表明關注學生需求的一種方式。康奈爾大學哲學副教授凱特·曼恩寫道：“我們如何知道觸發警告有效？對於像我這樣使用它們的教育工作者來説，關鍵線索是一些學生表示這有幫助，並感謝我們的體貼。歸根結底，觸發警告只是一種基本禮儀，一種人性化考量：一種善意。”

布里奇蘭博士指出，實驗心理學家尚未對這些“更具文化感知”的觸發警告進行深入研究。但有證據表明，學生在感到不受歡迎或不安全的地方更傾向於要求觸發警告。2020年發表在《大學生期刊》上的一項研究發現，要求警告的學生往往是那些感到“制度性背叛”的人，原因是他們認為學校未能有效解決校園性侵犯問題。

“或許我們可以將觸發警告視為給予學生或個人自主決定自己能處理什麼的選擇權，”心理健康倡導者梅根·內利根在“全國精神疾病聯盟”網站上寫道。“當社交媒體影響者、教授或電視節目提醒我‘觸發警告’時，我感到被尊重。我感到被看見；就像有人在告訴我，‘我知道你經歷了什麼，如果現在你不想回到那裏，也沒關係。’”

然而，對觸發警告的要求可能會讓那些畢生致力於教學的教授感到不滿。“我不確定為什麼，但有一種方式讓教師和學生對立起來，好像教師故意要讓學生受到創傷，”明尼蘇達州卡爾頓學院歷史學副教授阿姆娜·哈利德説。“有些教授可能沒有像他們應該的那樣把事情説清楚，但我們都從事教育工作，這意味着提供有助於挑戰預設的材料。”

哈利德博士解釋説，教師當然應該將困難的材料置於上下文中。“如果有學生有特殊問題，我很樂意與他們合作，我也曾與他們合作過，”她説。但她擔心，要求警告會強化學生脆弱、教授應努力消除課堂不適的觀念。

“對我而言，教育是我人生中最具賦權意義的經歷，我認為教育本該如此——成為賦能的手段，”出生於巴基斯坦、在牛津大學獲得研究生學位的哈立德博士説道。“我並非要給你們造成心理創傷，而是想讓你們看清歷史的本質。我們從事的是傳授全方位人類經驗的事業，”她補充道，“不適感正是我們工作的一部分。”

本文刊登於2023年2月11日印刷版，原標題為《觸發警告對學生有益還是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