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澳大利亞對國家安全的憂慮
Walter Russell Mead
澳大利亞堪培拉
冷戰結束後的歲月裏,澳大利亞在全球政治中曾是一潭靜水。這個礦產豐富、地理偏遠的國度被廣泛稱為"幸運之國",其民眾對國際事務的關注度甚至不及美國同胞。但本週我瞭解到,如今的澳大利亞人認為自身正處於國際事務新危險時代的前線。
受澳大利亞/以色列及猶太事務委員會邀請,我就近期出版的關於美以關係著作進行系列講座時發現,相比預期中忙於[推銷新書](https://www.amazon.com/Arc-Covenant-United-States-Israel/dp/0375414045/ref=sr_1_1?crid=3OGVXIVAJDTN8&keywords=walter russell mead&qid=1676238218&s=instant-video&sprefix=walter russell mead)或討論中東政治,更多時間是在與澳大利亞高層政策制定者、學者和記者就全球風雲變幻進行發人深省的對話。
與日本情況相似,台灣問題令澳洲官員夜不能寐。疫情期間,當意識到美國及其盟友竟愚蠢地放任中國在台海周邊取得制海權優勢時,這一驚人事實徹底改變了澳大利亞外交政策的常態。
美國戰敗或撤軍的設想令澳大利亞人深感不安——他們從未忘記二戰時期的民族夢魘。1941年日軍南進襲擊東南亞西方殖民地(菲律賓、今印尼與馬來西亞、緬甸及新幾內亞)時,澳大利亞人驚恐地看着所依賴的英國勢力土崩瓦解。當日軍擊潰遠東英國海軍、迫使新加坡恥辱投降後,澳洲大陸幾乎門户洞開。
正是美國的參戰使澳大利亞免遭入侵,這一教訓至今仍被澳大利亞銘記於心。作為美國自1945年以來所有主要戰爭中的唯一盟友,無論是朝鮮戰爭、越南戰爭、阿富汗戰爭還是伊拉克戰爭,澳大利亞軍隊都曾馳援美國。他們期待若澳大利亞周邊出現危機,美國也能投桃報李。
從《芯片法案》到"氣球事件",澳大利亞密切關注着這場日益酷似"第二次冷戰"的每一絲動向。美國高級軍官關於台海戰爭可能在未來幾年內隨時爆發的警告,在這裏引發了高度警覺。
來自美國的不和諧政治消息令澳方神經緊繃。共和黨孤立主義情緒抬頭、兩黨共同抵制國防開支的報道,讓澳大利亞人不禁懷疑:就在印太局勢劍拔弩張之際,美國是否會再度陷入孤立主義泥潭。
我鮮少聽到有人對美國戰敗或撤軍的後果抱有幻想。在這片與美國本土相當的廣袤國土上,分散居住的2600萬人口將在"後美國時代"的亞洲面臨殘酷抉擇。
“我們能夠生存,“一位澳大利亞防務專家告訴我,“但整個生活方式將被迫改變。“這種情況下,澳大利亞將不得不"效仿以色列模式”,實施全民兵役制,並將國防預算提升至遠超當前的水平。
澳大利亞政壇的新安全共識跨越了黨派界限。去年大選後上台的中左翼政府,延續了注重防務的積極外交政策趨勢。新政府保留了前屆內閣多位要員,並繼承了前政府與美國、英國達成的"奧庫斯”(AUKUS)技術軍事聯盟協議。該協議核心是為澳大利亞打造可在中國周邊活動的尖端核潛艇——儘管短期內難以列裝。眼下澳大利亞正尋求深化"奧庫斯"合作,通過加強與美國的軍事技術捆綁,既鞏固國防又振興科技產業。
澳大利亞外交政策正在積極調整。在堪培拉權力走廊穿梭時,我不斷遇到龐大的印尼代表團。原來他們此行是為了推進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共同防禦條約談判。
在東京和堪培拉,官員們熱切向訪客介紹這兩個國家日益深化的關係——二戰記憶已不再成為隔閡。日本與澳大利亞的合作在東南亞尤為重要,兩國在該地區都有深厚經濟聯繫,並對塑造各國對美中態度的政治文化力量了如指掌。
我接觸的澳大利亞人對本國在國際事務中日益凸顯的地位並不欣喜。但他們意識到,對過去美好時光的懷舊只會分散注意力。隨着緊張局勢升級,澳大利亞正做好準備履行自己的責任。但願美國也能效仿。
2022年7月13日,美國防部長與澳大利亞國防部長在五角大樓會晤時的美澳兩國國旗。圖片來源:Alex Brandon/Associated Press刊載於2023年2月14日印刷版,標題為《南半球的國家安全隱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