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籠罩立陶宛的第二個寒冬——《華爾街日報》

人們常説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戰爭。作為一名逐漸老去的千禧一代，我出生在立陶宛1990年後民主成功的年代，曾以為氣候危機和新冠疫情已足夠我們這代人應對。然而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我和許多同胞一樣意識到：一切都將不復從前。

立陶宛的歷史始終貫穿着反抗俄羅斯帝國主義的鬥爭。18世紀末的條約將我們的土地劃歸俄國，而我們的現代民族敍事常以1863年為起點——當時波蘭、立陶宛、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戰士聯合反抗沙俄帝國。起義遭到血腥鎮壓，隨之而來的是變本加厲的俄羅斯化政策：立陶宛語出版物被禁，西裏爾字母取而代之。那些偷運立陶宛書籍入境、守護民族語言的書販成了國家英雄。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立陶宛宣佈獨立並開始民主建設，卻接連遭遇蘇聯、納粹德國和蘇聯的再度碾壓。斯大林時期，約28萬立陶宛公民被流放至俄羅斯偏遠地區，首批受害者包括政治家、教師、作家和神職人員。

我的祖父和兩位曾祖父因反對蘇聯佔領立陶宛，被流放至千里之外的馬加丹、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和科米共和國。一人被控"擁有過多土地"，另一人因偷聽西方電台獲罪，第三人蔘加武裝抵抗運動後遭友人出賣。我的曾祖父之一死於流放。這份創傷延續至在蘇聯佔領下苟活的子孫後代。

作者的曾祖父卡濟斯·齊林斯卡斯（圖中戴帽者）1937年在立陶宛魯多斯舉行婚禮時的場景，四年後他被送往強制勞動營。圖片來源：卡羅利斯·維斯尼奧斯卡斯我們這代人終於掙脱了束縛。作為歐盟公民，受北約保護且日益國際化。然而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炮火驚醒了我們。正如一位立陶宛朋友所言：“戰爭爆發後，我才真正看清了地圖——我是説，真正審視了它。”

我們向來清楚立陶宛處於歐盟邊境的不利位置：西接俄羅斯飛地加里寧格勒，東鄰白俄羅斯。歷史上立陶宛作為獨立共和國的時間不足六十年。但在蘇聯解體後成長的我們，卻將和平與獨立視為理所當然。

烏克蘭戰火燃起時，我已在紐約求學六個月，憑藉富布賴特獎學金攻讀新聞學。我曾沉醉於這座城市賦予的匿名感——國籍不再是我的標籤。但2月24日清晨，我迫切需要與感同身受的人們在一起。

我參加了時代廣場和俄羅斯領事館前的集會。在那裏，我遇見懇求拜登干預的絕望烏克蘭人，遇見舉着"我是俄羅斯人，我支持烏克蘭"標語的反對派，遇見擔憂中國領導人效仿普京的台灣女子，也遇見同鄉立陶宛人。讓我們團結的共識是：烏克蘭人正在為我們而戰。

回到立陶宛的家鄉，這種情緒尤為明顯。這個擁有280萬人口的國家在戰爭爆發前兩天就為烏克蘭軍隊籌集了200萬歐元。不到一個月後，這個數字達到了1700萬。烏克蘭出生的立陶宛著名單口喜劇演員奧列格·蘇拉耶夫停止演出併成立基金會，自2022年3月以來為烏克蘭保衞者籌集了350萬歐元。在烏克蘭布恰大屠殺事件曝光後，立陶宛游泳運動員、奧運金牌得主魯塔·梅盧蒂特在維爾紐斯的俄羅斯大使館旁的池塘中游泳，池水被染成紅色，象徵鮮血。這段表演視頻在推特和Instagram上瘋傳。

奧運金牌得主、世界紀錄保持者游泳運動員魯塔·梅盧蒂特參加了立陶宛一個反對烏克蘭戰爭的藝術項目。照片：安德留斯·雷普希斯，通過貝爾塔·蒂爾曼泰特許多立陶宛人向來到立陶宛的7.4萬名烏克蘭難民敞開了家門。我一位朋友的父母就是其中一員，他們捐贈了一套公寓給一個烏克蘭家庭。協調難民住房項目的志願者問這對夫婦是否想了解這個家庭的情況。

“不用了，”母親説。“讓他們住進來就行。”她出生在西伯利亞，她的父母曾被流放到蘇聯的勞改營。她不需要被説服。

我的母親在祖父被流放的環境中長大，現在正在教烏克蘭難民立陶宛語，以便他們更容易找到工作。一家立陶宛公司開始為烏克蘭士兵制作便攜式膠合板牀。一個立陶宛非政府組織送去了用作移動婦產科救護站的救護車。立陶宛正在向烏克蘭提供發電機——迄今為止已有350台——這是在俄羅斯襲擊烏克蘭電力供應後的關鍵設備。執政黨和反對黨都支持向烏克蘭提供軍事和人道主義援助。當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時，91%的立陶宛人表示反對。其他波羅的海國家拉脱維亞和愛沙尼亞也有類似的心態。

波羅的海國家的人民支持烏克蘭，不僅因為他們視懷有帝國野心的俄羅斯為威脅，更因為他們深知歷史上烏克蘭人遭受的苦難遠甚於己。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當立陶宛人建設獨立共和國時，有400萬烏克蘭人因斯大林統治下的饑荒喪生。2014年，當立陶宛已加入歐盟和北約時，上百名烏克蘭人在推翻親莫斯科總統的起義中獻出生命。如今許多立陶宛人對未來感到焦慮不安，但這些情緒與烏克蘭的苦難無法相提並論。

2022年3月，烏克蘭利沃夫，烏軍士兵與撤離的家人道別圖片來源：丹尼斯·維加斯與烏克蘭不同，立陶宛享有北約第五條集體防禦條款的庇護，該條款規定對任一成員國的攻擊即被視為對所有成員國的攻擊。去年9月，拜登總統重申這一承諾，表示美國和北約將捍衞"北約每一寸領土"。然而，部分立陶宛人仍在做最壞打算。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的首月，該國武器購買申請量激增四倍。當俄軍去年2月控制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時，立陶宛藥店的防輻射碘片被搶購一空。核威脅尤其令波羅的海國家憂心忡忡——若陷入絕境的普京決定動用核武庫呢？

“那我們都會死，”維爾紐斯的一位朋友告訴我。“但我不能因為無法控制的事情而活得畏手畏腳。”

上個月，我帶着碩士學位回到維爾紐斯，卻無心慶祝。整個一月份，這座城市總共只經歷了5小時的陽光——這是有記錄以來最少的。氣氛陰鬱。我的記者同事們疲憊不堪。一位同事去了赫爾松報道。我很擔心他。我逐漸意識到，我求學前離開的那個國家已不復存在。我們的社會正處於戰爭與和平之間的懸置狀態，表面平靜，內裏焦灼。

如果俄羅斯內部沒有出現強有力的反抗運動，克里姆林宮的帝國野心將繼續威脅生活在俄羅斯“勢力範圍”內的人們——這是多麼冷酷的殖民術語。也許在烏克蘭的失敗終將像二戰後德國那樣，在俄羅斯點燃一場反殖民運動。又或許，烏克蘭人只是在為我們其他人爭取更多時間。

維什尼亞烏斯卡斯先生是立陶宛維爾紐斯非營利長文新聞機構nara.lt的作家兼編輯。

本文發表於2023年2月18日印刷版，標題為《戰爭讓立陶宛的第二個冬天更加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