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削減福利或增税的情況下實現醫保現代化——《華爾街日報》

讓我們從三個無可爭議的事實開始。

首先，預計醫療保險醫院信託基金將在2028年耗盡資金，這將引發對醫療服務提供者10%的支付削減，隨着工資税收和A部分福利之間的不平衡加劇，削減幅度將進一步擴大。

其次，這種不加區別、全面性的支付削減將使美國的醫療服務提供者短缺問題更加嚴重，導致等待時間延長和醫療資源配給。

第三，對醫療保險參保者來説，更長的等待時間和資源配給實際上就是福利削減。

通過攻擊任何旨在確保醫療保險能夠繼續履行美國對老年人承諾的現代化嘗試，拜登總統和民主黨人實際上是支持削減老年人醫療保險的一方，而非國會共和黨人。

雖然福利改革不應成為任何債務上限協議的一部分，但如果我們想要保持政府對那些一生都在為該項目繳費的老年人的承諾，醫療保險就必須進行現代化改革。我們可以在不削減老年人福利或增税的情況下實現醫療保險的現代化。過去就曾做到過。

1995年，醫院信託基金預計將在2001年耗盡資金，新當選的國會共和黨多數派面臨着充滿敵意的新聞媒體和一位急於找到攻擊共和黨敢於負責任的民主黨總統。

儘管存在這些反對聲音，我們最終通過了《1997年平衡預算法案》，並由總統簽署成為法律。該法案通過減緩醫療保險支出的增長速度，將信託基金的償付能力延長了十年。值得注意的是，我們是在AARP的支持下完成這一改革的，因為我們找到了在不削減福利的情況下改革該計劃的方法。

同樣的四部分策略今天依然適用。首先，建立場所中立的支付政策。醫療保險對醫院執行相同手術的支付高於獨立門診設施（如手術中心），這促使醫療系統收購獨立診所以獲得更高的醫院級別報銷。

對於存在多種併發症的患者需要在醫院而非手術中心進行手術的合理情況，我們可以通過風險調整計劃公平補償醫院。美國衞生與公眾服務部估計該計劃將實現預算中性。聯邦預算責任委員會估算，建立場所中立支付政策將在10年內減少醫療保險支出超過1500億美元，併為老年人節省近1000億美元的保費和費用分攤。

其次，終止醫療保險的壞賬補償計劃——該計劃為醫院報銷65%未收回的患者自付費用。該計劃本意是防止醫院將成本轉嫁給健康保險，但根據國會預算辦公室，幾乎沒有證據表明其有效性。同時，該計劃削弱了醫院向患者清晰傳達自付費用的動力，阻礙患者尋求更高性價比的服務，也降低了醫院提供折扣或可負擔支付計劃的積極性。

第三，認真對待醫療保險欺詐問題。政府問責辦公室的估算顯示，醫療保險支出中有近7%屬於不當支付，每年高達430億美元。相比之下，信用卡行業的欺詐率僅為0.1%至0.4%。這種差異源於信用卡行業建立了能即時檢測欺詐的數據基礎設施。政府目前是追查而非預防欺詐，這意味着犯罪分子只需比政府行動更快。投資建設能即時監測可疑理賠模式的數據基礎設施，其回報將數百倍於投入成本。

第四，將預防醫學視為省錢而非花錢的手段，通過提升健康水平實現節約。人們常説美國沒有醫療體系，只有疾病治療體系。《預防性健康儲蓄法案》是一項兩黨提案，要求國會預算辦公室更準確地核算預防性醫療措施帶來的成本節約。具體措施包括將CBO原有的人為10年預算窗口延長至兩個額外的10年期。這樣我們就能看到幫助人們保持健康（而非患病後再治療）帶來的長期效益。

這些改革能在不削減老年人福利的情況下延長醫療保險醫院信託基金的償付能力。國會應持續推進必要的長期改革，確保醫療保險能兑現對美國老年人的承諾，並轉向鼓勵通過競爭實現節約、惠及納税人的保費支持模式。醫療保險優勢計劃（1999年廣泛推行、2003年改革的私營醫保計劃）已快速發展，催生了通過疾病管理和預防改善健康結果等新型老年護理模式。該計劃促進了基於價值的護理、關注健康社會決定因素等創新，並能根據每位老年人的獨特需求定製福利。國會應在福利設計和護理模式上允許更大靈活性。

1995年，我們在不增税或削減福利的情況下延長了醫療保險的壽命。我們可以再次做到這一點。立法者絕不能因為拜登先生和民主黨政治機構的煽動性言論而害怕，從而逃避對美國老年人的責任。

金達爾先生於2008-2016年擔任路易斯安那州州長，2001-2003年擔任美國衞生與公眾服務部助理部長。他是LifeMD和美國心臟與血管公司（後者管理醫療保險提供商）的董事會成員。金裏奇先生是共和黨人，1995-1999年擔任眾議院議長，現任金裏奇360諮詢與製作公司主席，該公司為醫療保健行業的公司和組織提供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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