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俄持續制裁標誌“結構性”轉變——《華爾街日報》

莫斯科國際商務中心的塔樓矗立在一座歷史悠久的火車站後方。圖片來源：亞歷山大·內梅諾夫/法新社/蓋蒂圖片社一年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引發美國及其盟友實施一系列嚴厲制裁，這種經濟手段的歷史性運用可能對企業產生持久影響。

金融犯罪專家普遍認為，美國等多國對俄實施大規模製裁標誌着經濟措施作為外交政策工具使用的分水嶺。美國與盟友主導了一種新型制裁策略：精準協同，旨在對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經濟體造成最大打擊。

“我們從未見過如此規模的經濟體在如此短時間內遭受如此嚴厲的制裁，“曾在美國財政部任職、現為奧緯諮詢合夥人的丹尼爾·坦納鮑姆表示。

耶魯大學管理學院研究數據顯示，自2022年2月24日俄烏衝突爆發以來，已有超1000家企業縮減在俄業務。

企業發現，政府倚重經濟槓桿而非直接軍事幹預等手段的做法，使其處於西方外交政策推進的最前沿。

這些制裁並非全面封鎖，仍為許多企業留有經營空間。但數百家公司選擇撤離，認為不斷升級的制裁威脅和聲譽風險值得他們退出市場。

“這裏的構造板塊真的發生了移動，”耶魯大學研究員傑弗裏·索南菲爾德在談到企業普遍決定撤離俄羅斯時表示。他追蹤了企業從俄羅斯撤離的情況。“這是前所未有的，不僅在近代歷史上，甚至在我們有生之年。”

索南菲爾德教授表示，與上世紀80年代種族隔離時期集體抵制南非相比，約有六倍之多的大型企業削減了在俄羅斯的業務。這是對經濟措施以及留在該國伴隨的聲譽風險的回應。

索南菲爾德教授和坦尼鮑姆先生都受到了俄羅斯的個人制裁，俄羅斯指責批評者參與了“恐俄”運動。

關於制裁是否有效的爭論仍在繼續。美國財政部副部長沃利·阿德耶莫本週早些時候表示，美國已成功削弱了俄羅斯的軍事工業綜合體，並列舉了一系列經濟和其他指標。無論如何，與過去的衝突相比，制裁數量的增加是不可否認的。企業的合規人員面臨着許多人認為與制裁相關的工作量前所未有的增加。

根據分析公司LexisNexis Risk Solutions的數據，俄羅斯入侵後的幾周內，美國、歐盟和英國當局對近2400個實體實施了與俄羅斯相關的制裁。2021年同期，所有制裁類別中新增的實體約為150個。

數字一直在穩步增長。拜登政府週五表示，將把200多名個人和實體列入美國的制裁觀察名單，進一步收緊對俄羅斯的經濟包圍。

俄羅斯駐美大使阿納託利·安東諾夫週五表示，美國未能成功孤立俄羅斯。“華盛頓及其盟友試圖用制裁’扼殺’俄羅斯的企圖並未得逞，“他説，“我們已學會在經濟和政治壓力下生存。”

儘管美國對古巴、伊朗和委內瑞拉等地緣政治對手實施制裁由來已久，但當前措施的獨特之處在於，它們實際上將一個經濟強國排除在全球經濟體系之外。就在2014年，俄羅斯還是由全球最重要高收入國家組成的八國集團成員。

標普全球市場情報地緣政治思想領導力負責人林賽·紐曼指出，自2022年制裁浪潮以來，俄羅斯在全球經濟中的角色已大幅弱化，特別是在歐洲企業重組供應鏈的背景下。

紐曼博士表示，制裁措施獲得了廣泛政治支持，包括美國兩黨的贊同，部分原因是這種手段能以較低成本實現外交政策目標，且無需動用軍隊。“當前地緣政治格局的顯著特徵，是經濟與安全領域日益增強的相互依存關係，“她分析道，“各國仍依賴這些工具推行外交政策，而企業不得不應對其影響。”

雖然政府制定制裁名單，但具體執行成本主要由企業及其顧問承擔。

“我將制裁稱為一種完全外包的外交政策工具，外包給了私營部門，”亞當·M·史密斯表示。他曾在奧巴馬政府期間擔任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顧問，現為吉布森律師事務所合夥人。

史密斯稱，對俄製裁給企業高管層敲響了“警鐘”。

“俄羅斯問題完全是新的博弈，”他説。

隨着企業領導層努力應對日益嚴格的監管環境，合規官在組織內部的地位變得更加重要。他表示，一些機構已開始全面規劃未來可能影響自身的情景，其中許多機構正密切關注中國與台灣之間的緊張局勢，以及任何可能引發未來制裁的事態發展。

專家們一致認為，無論是在俄羅斯還是作為更廣泛的外交政策工具，協調製裁的使用似乎不會消失。

“這些制裁的發展方向一直很明確，”代表企業利益的遊説團體美國商會國際政策高級副總裁約翰·墨菲表示，“即便不是很可能，但進一步制裁完全有可能繼續發生。”

奧緯諮詢的坦納鮑姆稱，他正在與多家着眼未來的公司合作，這些公司正在“模擬推演中國在台灣問題上升級的潛在情景”。

“許多公司在2月24日（烏克蘭）實際遭遇襲擊時措手不及，他們真的認為這不會發生，更糟糕的是沒有應對計劃，”他説，“企業確實需要做好準備，制定潛在的退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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