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11事件多年前，曾發生過2/26事件——《華爾街日報》

1993年2月26日——這個常被9·11事件巨大陰影掩蓋的日子——我上班時還身處一個時代，回家時卻瞥見了充滿新危機與挑戰的另一個時代。

那個飄雪的週五中午剛過，我在世貿中心2號樓57層辦公時突然感到一陣劇烈震動。燈光熄滅，電腦黑屏。時年39歲的我擔任紐約州長馬里奧·M·科莫的演講稿撰寫人，當天他正在奧爾巴尼。經過漫長而困惑的等待後，我們接到指令：抓起外套，立即撤離。

三十年後，那道逃生門在我記憶中仍如通往焦慮夢境的入口。高樓層陸續湧下神情茫然的上班族，昏暗樓梯間裏人影幢幢。我融入緩慢移動的人流。起初沒有恐慌，只有堅定的決心，整座垂直城市只剩下一個目標——下一層，再下一層。一位白髮老者癱坐在地。“大家等一下！“無人推搡前行。我們扶起他繼續向下。有人數着台階計數。到下一個平台還有多遠？一名男子打趣説我們提前開始了週末，引發一陣緊張的輕笑。

54層…51層…48層…隨着我們移動，更多辦公人員匯入樓梯。通風系統停轉後，逼仄空間愈發悶熱，人們開始脱掉外套。刺鼻煙味竄入鼻腔，我們的腳步加快了。

當我們從第一個樓梯間拐進44層"空中大堂”——設有直達電梯和不同出口的轉換層——看見逃生者們用手帕捂着嘴。電梯井像煙囱般噴吐濃煙。我們匆忙穿過另一道出口門，進入新的下行樓梯間。

我思念着布魯克林公寓裏的妻子和小女兒，向並肩而行的同事傾訴着對她們以及阿拉巴馬州親人的牽掛。我們本是泛泛之交，此刻卻成了彼此的精神支柱。她談起自己的家人。幾個帶着當時還屬稀罕物的手機的人拼命撥號卻毫無信號。我們穿行在這座與全球相連的巨塔中，卻陷入了通訊隔絕的困境。

我聽見其他人呼喚摯愛的名字，猜測着撤離的原因。雖然幾天後"炸彈"和"恐怖主義"將成為所有人的夢魘，但此刻沒人提及這些詞。當時佔據我腦海的是1974年災難片《火燒摩天樓》裏吞噬一切的烈焰。

行至15層時，我們看見紐約消防局的勇士們逆流而上。那種如釋重負的感激之情至今記憶猶新。他們引導我們撤到底層廣場。沁涼的空氣、旋轉的警燈、蜂擁的記者——這些仍歷歷在目，還有那些精疲力竭踉蹌而行、喘息哭泣的逃生者，以及腳下咯吱作響的碎玻璃。有些被困在高樓辦公室的人砸碎了窗户，但沒人跳樓——那場景根本不敢想象。

後來我們得知，世貿中心一號樓地下停車場發生了驚天爆炸，炸出長200英尺、寬100英尺、深約七層樓的巨坑。兩天後科莫州長對媒體説：“看起來像炸彈，聞起來像炸彈，很可能就是炸彈。“調查最終鎖定四名恐怖分子，他們於年底被定罪。主謀拉姆齊·優素福潛逃巴基斯坦，1995年落網，1997年與同夥一同獲刑。

用美國國務院的話説，這次襲擊“是第一個跡象”表明"恐怖主義正從美國境外的地區現象演變為跨國現象”。大量文獻記載了這次事件如何預示了八年後世貿中心更著名的襲擊。正是在1993年後，“這是恐怖主義嗎？“成為災難後例行詢問的問題。

當天有1000多人受傷，許多人因吸入濃煙而六名靠近爆炸現場的工人喪生。其中四人是紐約與新澤西港務局員工，當時正在地下室餐廳用餐：羅伯特·柯克帕特里克、斯蒂芬·納普、威廉·馬科，以及懷孕的莫妮卡·羅德里格斯·史密斯——她當天本是在產假前最後一天上班。另外兩位遇難者是"世界之窗"餐廳採購員威爾弗雷多·梅爾卡多（他去地下室接收食品配送），以及科爾化學公司銷售經理約翰·迪喬萬尼（當時正將車駛入車庫）。

1995年，他們的名字被鐫刻在一座噴泉紀念碑上（該紀念碑在9·11事件中被毀），如今與近3000名9·11遇難者的名字一起，靜靜環繞在雙子塔遺址上那對充滿哀思的倒影池畔。每當我站在那裏，1993年與2001年高聳的建築羣就像重疊的陰影般在腦海中浮現。

三十年前那個動盪的日子，我記得自己離開廣場走過布魯克林大橋。地鐵改道，多數電視信號中斷。我的妻子——一位剛結束授課的老師——驚訝地看到我穿過操場。當時消息還沒傳到她的教室。

當其他許多人遭遇不幸時，我告訴她我很安全。我雖驚魂未定但毫髮無損；不是受害者而是目擊者。

她抬手拂去我額頭的煙灰。那觸感至今猶在。

霍夫曼先生是阿拉巴馬州作家，其最新著作是《鵜鶘的承諾：一部小説》。

1993年2月27日，紐約世貿中心地下車庫卡車炸彈爆炸造成的破壞。圖片來源：理查德·德魯/美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