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遭受正義過剩之痛 - 《華爾街日報》

當1969年電視劇《文明》播出時，主持人肯尼斯·克拉克指出我們對理想事物的認知如何隨時間變遷。若詢問人們最重視什麼，不同時代會得到迥異答案。黑太子愛德華可能推崇勇武，《克萊芙王妃》中的虛構人物會強調榮譽至上。但克拉克表示，19世紀發生了某種變化——那個時代乃至他所在年代的人們，都會認為仁慈高於一切。而今天人們不再如此回答，他們會説正義才是最重要的。

1969年的"正義"與2023年含義迥異。當時它主要是國家的美德，體現在矯正正義與分配正義的實施中。在個人層面，正直者履行契約義務而不欺詐他人。他們支付商品的合理價格，拒絕利用急需現金的賣家的困境。分配物資時，不義之徒貪婪攫取，犯下希臘人稱為pleonexía（貪得無厭）的惡行——索取超過應得份額。那時的個人正義是對他人盡責，而非主張自我權利。

克拉克時代，正義在美學與道德領域還有第二重含義。錯誤貶低藝術家才華即是不義，如同查爾斯·狄更斯嘲諷約翰·米萊斯畫作《基督在父母家中》那般，因未能公正評價畫作而招致約翰·羅斯金的抨擊。若以過於嚴苛的法律道德標準譴責本無過錯者，亦屬不義。雨果《悲慘世界》中，警長沙威對冉阿讓的窮追雖合法卻不義，而米里埃爾主教為保護冉阿讓向警方撒謊的行為，反倒彰顯了真正的正義。

19世紀的社會環境使善良成為至高無上的品質。工業革命帶來了財富的激增，但也催生了新的城市貧民階層。1845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和本傑明·迪斯雷利在《西比爾》中分別描繪了倫敦東區的悲慘境況。這引發了匈牙利思想家卡爾·波蘭尼所稱的"雙重運動"——資本主義生產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因社會對貧困問題的新關注而受到挑戰，這種關注催生了"善良"概念的興起。從1837年的《霧都孤兒》到1854年的《艱難時世》，狄更斯幾乎開創了這一文學類型。

然而時移世易。如今善良被認為會削弱對社會正義的追求，而後者已成為當今社會的最高準則。覺醒主義宗教以仇恨意識形態敵人為榮，將寬容過失者的善良視為惡行。正義也不再要求個人對他人承擔義務。高喊"沒有正義就沒有和平"的人們並非在懺悔過錯，而是在要求更多特權。

若要探究這種轉變的根源，約翰·羅爾斯及其正義理論不容忽視。羅爾斯之後，正義被賦予特殊含義——成為左翼國家向最貧困羣體轉移財富的美德。從這個角度看，羅爾斯式的正義與覺醒議程不謀而合。但看似革命的《正義論》對社會頂層1%的富人而言卻是本自鳴得意的著作——它告訴富人只要支持向最貧困者轉移財富的政黨，就能保住自己的財產。至於中間階層的中產階級，既不需要展現善良，其福祉也可被忽視。這深刻詮釋了現代美國政治的本質。

我們已經將現代正義理念推向了極致。這讓我們變得孤獨且冷酷，因此需要一種糾正。我們必須始終要求國家在促進共同利益時保持公正，而極度貧困者確實值得特別關注。但如果這種公正不輔以一種摒棄了一切刻薄與自滿的仁慈，那麼就有問題了。

巴克利先生是斯卡利亞法學院的教授，著有《進步保守主義：共和黨如何成為美國天然執政黨》。

照片：蓋蒂圖片社/iStockpho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