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知：一部全球史》書評：知識匱乏——《華爾街日報》

圖片來源：Getty Images/iStockphoto蘇格拉底在柏拉圖的《申辯篇》中説：“我自知無論大小事都不夠智慧。“在知識與無知之間，存在着一片認識論的無人區，一種半知半解的混沌狀態，我們常用天氣意象（“戰爭迷霧”）和黑暗神學（“真相大白”）來描述這種狀態。

蘇格拉底最初在"公眾人物"這類專家中尋求智慧。劍橋大學榮休教授彼得·伯克正是其中一員。在《無知：一部全球史》中，他提供了一篇散文式的"總體研究”。這很明智，因為對無知的全面論述會像喬治·艾略特《米德爾馬契》中卡索邦註定失敗的"神話萬能鑰匙"研究一樣徒勞。

彼特拉克曾思考是否存在比"論無知"更廣闊的領域。伯克先生從哲學定義出發，探討了歷史、宗教、科學和地理中的實際應用，進而延伸到戰爭、商業、政治和媒體中"無知的後果”。

奧古斯丁批評好奇心是虛妄的。近代早期的天主教和新教神職人員認為好奇心是一種罪過，通常是小罪，但有時是致命的。伯克寫道，蒙田認為無知是"獲得幸福的更好秘訣"。將正義女神表現為矇眼形象，正體現了約翰·羅爾斯所謂"無知之幕"的價值。

伊曼努爾·康德的格言Sapere aude（“敢於求知”）否定了這種無知即美德的觀點。在解析2002年2月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證據時，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對由此產生的困惑做出了最精闢的總結：存在"已知的已知"——我們知道自己知道的事情；存在"已知的未知"——我們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情；還存在"未知的未知"——我們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情。馬克思主義通才斯拉沃熱·齊澤克補充了第四類——潛意識中的"未知的已知"。但這並未幫助到布什政府。

希臘哲學以懷疑主義對抗無知，而基督教權威則以信仰與之抗衡。社會治理需要對信息進行管控，由此催生了一種"無知經濟"——刻意向窮人和女性封鎖知識。現代社會重演了這些策略。對伯克利、休謨等哲學家而言，無知是種挑戰；對卡萊爾和馬克思來説，它是社會問題；弗洛伊德則認為兩者皆是。拉姆斯菲爾德像早期的偵探福爾摩斯那樣思考，尋找伯克所説的"意味深長的空白"，比如那隻沒有吠叫的狗。

伯克寫道，在中世紀基督教世界，“許多人信仰虔誠，但鮮有人真知灼見”。1500-1900年間是佈道與教育的時代，但如今宗教知識已淪為"低優先級"。科學知識也未見得受重視，科學史學家羅伯特·普羅克特稱我們這個時代是"無知的黃金時代"。

伯克頗有拉姆斯菲爾德之風：“雖然我們深知自己掌握了許多前人未知之事，卻很少意識到他們知曉而我們茫然的內容。“尤其令人不安的是，現代人對地理、歷史、宗教（包括自身與他人信仰）及希臘羅馬經典的驚人無知。專家羣體中盛行卡爾·波普爾所稱的"主動無知”——對新知識的抗拒。伯克認為，普通大眾則陷入"世俗無知”，消極抗拒一切智力勞動。

正如拉姆斯菲爾德所發現的，知識的無人區隱喻在戰場上成為現實。耶拿戰役中，拿破崙誤判了普魯士軍隊主力位置；奧斯特里茨戰役裏，他得益於"戰爭迷霧"——俄奧聯軍因情報不全，錯估了法軍實力與意圖。司湯達與托爾斯泰這兩位親歷者筆下，用伯克的話説，戰場是"絕對的混沌，無人知曉數碼之外發生着什麼"。

伯克先生指出越南戰爭中暴露出全方位的無知：文職決策者、軍事指揮官、公眾、媒體，甚至那些無法與盟友和敵人溝通的士兵。然而這種無知更多源於選擇性偏見，尤其在戰略層面。信息本可獲取，卻被有意忽視。類似的"戰略性無知"模式在商業和政治中或偶然或刻意地反覆出現。

民眾的無知是專制政體的資產，卻是民主政體的威脅。托馬斯·傑斐遜曾言文明國家不可能同時"既愚昧又自由"，詹姆斯·麥迪遜則堅信需要"大眾信息"，因為"知識將永遠統治無知"。伯克先生時而會流露出學者型公眾人物常見的選擇性偏見。他將美國人描繪成愚鈍的宗教狂熱者，將"否認氣候變化"等同於"否認種族滅絕"——儘管爭議焦點並非氣候是否變化，而是變化原因及應對之策。他尤其厭惡唐納德·特朗普，似乎認同2016年大選"通俄門"的敍事。

在《申辯篇》中，蘇格拉底發現公眾人物並不如自以為的那般智慧，於是轉向詩人羣體。詩人同樣無甚助益，他們的藝術依賴靈感——即直覺認知的靈知。伯克先生未探討這種靈知究竟是通往知識的捷徑還是無知的歧途。但他確實不認同蘇格拉底最後諮詢的"手藝人"和"優秀工匠"所提供的"大眾信息"。然而蘇格拉底發現，這些"聲望較低者"在常識判斷方面"反而更為優秀"。正如馬克·吐温所言：“我們都是無知的，只是領域不同。”

格林先生是《華爾街日報》撰稿人，也是皇家歷史學會會員。

刊登於2023年2月28日印刷版，標題為《因知識匱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