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犯罪歸咎於貧困毫無道理——《華爾街日報》

擔任紐約市長會帶來大量媒體關注，但任何曾擔任此職的人都會告訴你，真正的權力在州首府奧爾巴尼——從地鐵到公立學校，州長和立法機構對所有事務都擁有主要控制權。

市長埃裏克·亞當斯本月重返奧爾巴尼，請求他的州政府上級重新考慮2019年通過的保釋改革措施，這些措施保護犯罪嫌疑人免受審前拘留。根據紐約市警察局的數據，2022年紐約市的商店扒竊投訴數量增加了45%，達到63,000多起。市長看到了一個明顯的關聯，而他的許多自由派民主黨同僚卻故意忽視這一點。

亞當斯在證詞中辯稱，對犯罪軟弱的政策對貧困社區打擊最大，不僅影響公共安全，還影響經濟。“在我們追求確保犯罪者得到應得的正義的過程中，進行真正的分析時，我們不能忘記那些犯罪的受害者，”他説。

市長還反駁了社會正義倡導者的常見論點，即逮捕和起訴違法者等同於將貧困“刑事化”。他説：“那些聲稱我們在將窮人刑事化的人是錯誤的。”此外，犯罪正在使城市失去就業和企業。紐約人“失業是因為我們正在失去這些企業。我們不能允許慣犯嘲弄刑事司法系統。”

認為貧困是犯罪根源的觀點可能很流行，但經不起推敲。首先，大多數窮人不是罪犯。在以前的時代，美國人比現在窮得多，犯罪率卻低得多。大蕭條時期的犯罪率低於1960年代——那是一個經濟大幅增長和繁榮的十年。1960年，黑人男性的兇殺率為每10萬人45起。到1990年，這一數字上升了200%以上，達到每10萬人140起，儘管當時黑人的平均收入比30年前高得多，貧困率也低得多。

在最近出版的一本關於刑事司法改革的書籍《刑事（不）正義》中，拉斐爾·曼古阿爾指出，犯罪與貧困之間的脱節現象至今依然存在。曼古阿爾寫道，1990年至2018年間，紐約市謀殺案下降了87%，而同期該市的貧困率卻略有上升。如今黑人居民的貧困率（19.2%）“低於西班牙裔（23.9%）和亞裔（24.1%）羣體，而後兩者在紐約市槍支暴力事件中所佔比例要小得多。”

上個月，紐約當地福克斯電視台報道了社區雜貨店如何應對日益猖獗的順手牽羊行為。報道展示了洗衣液等商品被迫鎖在櫃枱後或用鐵鏈拴在貨架上的畫面。這則新聞生動體現了前警官亞當斯市長的擔憂——他深知犯罪受害者不應被忽視。

在警察無法保障財產安全的社區，新企業往往不願入駐。現有企業更可能選擇撤離，隨之帶走就業機會。更糟的是，留守商户不得不採取成本更高的安防措施，這些開支最終必然轉嫁給守法消費者。

自由派長期指責貧民區商户通過抬高價格剝削低收入顧客。然而這些價格實則反映了高犯罪率社區的經營成本。對盜竊行為的縱容顯著增加了企業（尤其是本就利潤微薄的家庭小店）的運營成本：貸款審批更嚴、保險費率更高、安保開支更大。被左派譏諷為"剝削"的現象，實則是商家對錯誤公共政策做出的理性經濟反應。

在證詞中，亞當斯先生將公共安全稱為"我們繁榮的前提"，並強調問題不在於曾經守法的紐約人轉向犯罪，而在於職業罪犯肆無忌憚且不懼怕被起訴。“這很關鍵，因為紐約市的大部分嚴重犯罪是由少數極端累犯驅動的，“他説。“大約有2000人在保釋期間屢次犯罪。”

亞當斯先生正在為正義而戰，但他被進步派民主黨人壓倒，這些人更關心懲罰中的種族平等，而不是街道安全。紐約、費城和芝加哥等城市實際上製造了一波犯罪潮，沒有人知道它何時會達到頂峯。

2月21日，紐約市長埃裏克·亞當斯在市政廳的新聞發佈會上講話。圖片來源：Michael Brochstein/Zuma Press刊登於2023年3月1日的印刷版，標題為’將犯罪歸咎於貧困毫無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