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人民如何構建了美式英語》——《華爾街日報》

建立一個國家，你需要一種語言。其他要素也必不可少：領土、國旗、政府、貨幣、郵政系統等等。但語言才是核心。沒有它，就無法進行對話。

當然，新語言不會憑空產生。它們從其他語言緩慢演變而來，經過漫長的沉澱過程才形成獨特個性。據説蕭伯納曾言，英國和美國被同一種語言分隔開來。這種分隔正是美式英語歷經四百餘年艱難歷程所實現的。

1607年，英語隨着詹姆斯敦殖民者登陸美洲。後來清教徒在追求宗教自由時也使用這種語言交流。但無可迴避的是，它同時也是他們逃離的那個迫害環境所用的語言。這個新生國家能以英語作為主要交流工具實現獨立嗎？

無論是《聯邦黨人文集》還是其他歷史文獻，開國先賢似乎從未考慮過用其他語言取代英語的設想。這種語言需要從內部進行革新——孕育自己的新詞彙——才能為美國革命精神騰出空間。但這個年輕共和國終將在其中蓬勃發展。

與此同時，無論好壞，建國者們從未將英語定為官方語言。原因眾説紛紜：或許他們認為美式英語會因其使用而自然成為凝聚社會的紐帶；或許他們未能預見隨着國家擴張和移民湧入，關於語言純正性的爭論會愈演愈烈——儘管在開國元勳中就能找到這類辯論的雛形。

托馬斯·傑斐遜認為，創新賦予了英語活力與美感。圖片來源：Shutterstock托馬斯·傑斐遜痴迷於語法研究。他撰寫論文比較英語與希臘語、拉丁語及法語的異同，並在給友人的書信中探討語言的發展狀況，曾明確表示自己"絕非所謂純粹主義的擁躉，而是新語彙的熱忱支持者——即便這些詞彙尚未被任何詞典收錄"。傑斐遜認為，純粹主義者抵制的正是語言最動人之處：創新動力。在他看來，這種動力正是英語保持活力、美感與豐富性的源泉。

傑斐遜的政治對手約翰·亞當斯則站在純粹主義（或稱權威主義）陣營，主張建立美式英語學術機構。許多語言都設有立法機構來維護其健康發展，如法蘭西學院、西班牙皇家學院和秕糠學會等。但在亞當斯時代，英語世界從未設立過此類管理機構——無論是美國還是其他英語使用地區，這一狀況延續至今。

亞當斯擔憂缺乏權威機構會導致美式英語喪失統一性與獨特魅力。獨立戰爭期間，他在歐洲執行外交任務時撰寫的《關於建立美國語言學院的建議》中寫道：“由於自由共和國比其他國家更注重培養雄辯藝術，長期實踐證明，這類國家往往能孕育出最純粹、最豐富、最完善的語言。”

亞當斯去世一個世紀後，波塔瓦托米印第安人波卡貢部落成員、1893年《紅種人的譴責》作者西蒙·波卡貢，成為美國最早完整闡述反對美式英語主權論的原住民作家之一。在這片多語言的土地上，純粹性必然要付出代價。波卡貢寫道，當殖民者"為這個年輕共和國的美麗與宏偉歡欣讚歎"時，他們不該忘記自己的成功是建立在"犧牲我們家園與一個曾經幸福的種族"以及原住民語言之上的。歐洲殖民者到來時，從易洛魁語到切羅基語約三百種土著語言曾在這片土地繁榮生長，卻因強制內部遷徙政策而逐漸沉寂。

美國雖未設立英語學院，但權威通過其他方式確立。諾亞·韋伯斯特率先提出編纂反映"民眾用語"的美式詞典。1828年問世的《美國英語詞典》收錄了"臭鼬"“南瓜"等新詞彙。韋伯斯特推行拼寫改革，將"centre"改為"center”，“colour"改為"color”。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説，其意圖是將語言視為思想的表達，“若一國人民無法保持思想認同，便無法維持語言認同”。

耐人尋味的是，韋伯斯特將美國人定義為"美洲原住民；最初指歐洲人發現此地時的紅銅色人種原住民，現指出生於美洲的歐洲人後裔"——這個引發後世爭議的界定。

1843年韋伯斯特以84歲高齡辭世時，他的詞典被馬薩諸塞州斯普林菲爾德市一對企業家兄弟——喬治·梅里安和查爾斯·梅里安收入囊中。梅里安兄弟最終讓這部詞典大獲成功，無論是商業上還是評論界都讚譽有加。與英國的《牛津英語詞典》不同，梅里安-韋伯斯特詞典是一項商業事業，也就是説，它追求的是盈利——一種非常美國式的努力。這部詞典至今每年仍能售出成千上萬冊。

圖片來源：德里克·布拉尼為《華爾街日報》拍攝美國人該如何説話是整個19世紀經久不衰的話題。沃爾特·惠特曼對美國俚語的看法、莉迪亞·亨特利·西戈尼對"印第安名字"的思考，以及托馬斯·霍普金斯·加勞德特關於美式手語的論述中都能找到相關爭論。

或許這一時期記錄美國方言最豐富的文獻當屬1884年出版的馬克·吐温《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這部作品堪稱方言的活水源頭。吐温竭力為內戰前社會各階層賦予真實可信的聲音。書中，少年哈克無法調和幫助好友吉姆（一名逃亡黑奴）的行為與當時社會道德要求的矛盾，試圖通過祈禱獲得慰藉卻徒勞無功：“想對上帝隱瞞是沒用的。對我自己也一樣。我清楚知道（禱詞）為什麼説不出口。因為我的心不正；因為我不誠實；因為我兩面三刀。”

佐拉·尼爾·赫斯頓是為20世紀中葉黑人離散羣體發聲的作家之一。圖片來源：亞特蘭大憲政報/美聯社南北戰爭是美國語言發展的分水嶺。戰後時期，糾正奴隸制不公的努力與抗拒將非裔美國人推向不同方向。他們發展出一種植根於"黑人靈歌"、又與各地城市風貌交融的族羣方言。與此同時，來自愛爾蘭、意大利和俄羅斯等歐洲貧困地區的移民浪潮接連湧入。

無數混合語言重塑了美國的聲音景觀，並在20世紀上半葉美國消費和輸出的流行文化中顯現。克勞德·麥凱的詩歌讓牙買加克里奧爾語在美國英語中煥發生機。保羅·勞倫斯·鄧巴、佐拉·尼爾·赫斯頓（“那個四十歲的老女人把頭髮像小姑娘似的甩來甩去是要幹啥？"）和詹姆斯·鮑德温為黑人離散羣體增添了充沛的激昂之聲。瑪麗·安廷的回憶錄《應許之地》記述了她在波士頓學習英語的俄羅斯女孩奧德賽。

20世紀20年代初，隨着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尼古拉·薩科和巴託洛梅奧·萬澤蒂被當作替罪羊，反意大利情緒和對其語言的嘲弄滲透進媒體。二戰期間，夏威夷日裔美軍士兵使用的生動洋涇浜英語，在馬丁·實井田的戰爭歌曲《孤注一擲》歌詞中得以展現。而來自奧匈帝國的移民亨利·羅斯，在小説《稱它為睡眠》中用意第緒式英語講述六歲猶太男孩在紐約下東區的冒險："‘就等着瞧吧！‘馬克西惡毒地啐道。‘管我要東西？你們這羣傢伙。屁都撈不着！’”

記錄美國英語轉變歷程中最傑出且充滿鬥志的編年史家之一，是脾氣火爆的巴爾的摩記者兼編輯H·L·門肯。他在漫長的職業生涯中花費大量精力，通過1919年出版的多卷本著作《美國語言：關於美國英語發展之研究》，系統研究了俚語、口音和地方用語。這位永遠憤世嫉俗的學者詳細記錄了愛爾蘭、意大利、德國、波蘭及斯拉夫等移民羣體帶來的語言變遷。他極度反感規定性語法的理念，認為鮮活的語言誕生於廚房、酒吧、街頭——任何人們自由表達的地方。

記者兼編輯H·L·門肯在191年通過多卷本著作記錄了美國英語的演變歷程。圖片來源：克利夫蘭州立大學圖書館/埃弗雷特收藏門肯認為，美國的核心價值觀——個人主義是最典型的代表——以及廣袤的疆域，使得美式英語比英式英語複雜得多。全球交流是這種複雜性的關鍵：“活語言”，他斷言道，“就像個不斷輕微出血的病人，最需要的是持續從其他語言輸入新鮮血液。當大門關閉那天，就是語言開始死亡之時。“與亞當斯擔憂英語被"野蠻人"侵蝕相反，門肯指出：“認為將語言固定在某個模式能帶來好處的觀念，只有學究才會堅持。”

在此我要坦言，我本人就是語言"污染"的愛好者。1985年我從墨西哥來到美國——也就此與英語結緣，自此便對美國英語使用者展現出的創造力充滿敬畏。紐約地鐵是我首次領略其多元特性的地方，在那裏我以純真的耳朵適應着各種語言交織成的聲調風暴。紛繁複雜的語音令我着迷。這背後究竟藴藏着什麼意義？

經過漫長思考我得出了結論，而這個認知一旦形成便再難動搖：美式英語其實無需刻意保護。它能吞噬觸及的一切，同時保持其靈活結構毫髮無損。這種最初由盎格魯人、撒克遜人、朱特人和弗里斯蘭人使用的日耳曼語，通過與諾曼人、維京人、布列塔尼人和法語的碰撞不斷自我調適，自19世紀以來更以恢弘之勢從英倫三島擴張至全球各地。

馬克·吐温在《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中捕捉了南北戰爭前美國的各地方言圖片來源：蓋蒂圖片社翻譯是美國文化實驗的核心所在。翻譯即架設橋樑，尋找共識，突破狹隘視野。它也必然關乎如何使美國走向全球化。譯者是語言的保鮮者：他們喚醒我們對詞源的認知，擴充我們的語彙庫，提醒我們解讀宇宙並非孤軍奮戰。我們的存在正依賴於在巴別塔上永不停歇地攀爬。

然而，美國語言排外主義的歷史由來已久。受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反德情緒推動，1918年愛荷華州州長威廉·L·哈丁甚至禁止該州居民在電話中使用英語以外的任何語言。西奧多·羅斯福在1919年臨終前宣稱，美國人只能講一種語言——英語。儘管當今這類行為的激烈程度或許不及往昔，但它們仍在分裂美國社會。

耐人尋味的是，這些現象恰逢全球使用美式英語的非母語者數量空前增長。雖然美式英語並非全球使用人數最多的語言（普通話居首），但它無疑是商業、教育、科研和娛樂領域最重要的語言。作為全球最受歡迎的"第二語言”，美式英語的地域性特徵正逐漸淡化。如今全球每有一位美式英語母語者，就對應着約十二位非母語使用者。

在此背景下維持語法秩序極具挑戰性，社交媒體更將美式英語推入混亂狀態：標點使用隨意，拼寫變化無常。品牌名稱、縮略詞和短信縮寫已成為語言不可分割的部分。LGBTQ運動成功挑戰了性別代詞規範，致使《韋氏詞典》將"they"評為2021年度詞彙；而谷歌等自動翻譯工具對語言規則的解構，更使英語顯得狂亂不羈。

倘若托馬斯·傑斐遜、約翰·亞當斯和諾亞·韋伯斯特再度行走於我們中間，他們或許會感到這已非他們曾參與塑造的語言。然而，歷史給我們的啓示是：美式英語正是在矛盾中蓬勃發展的。

自誕生之初，這個國家的語言就處於持續創新的狀態。弗蘭克·扎帕曾説"所有好音樂都已被戴假髮的老派音樂家寫盡”，這意味着將粗糲之音轉化為新的佳作正是時候。在語言領域，優秀並非拙劣的對立面，而是其共生夥伴。美式英語屬於人民、源於人民、服務人民，只對人民負責。

本文節選自斯塔文斯先生為其主編的新書《人民的語言：美國人與英語》所作序言，該書近期由Restless Books出版。作者現任阿默斯特學院人文與拉丁美洲文化研究教授。

更正聲明

英語於1607年由詹姆斯敦殖民者傳入美洲。本文早期版本錯誤暗示英語是1620年隨清教徒首次傳入。（已於3月6日修正）

原文刊載於2023年3月4日印刷版，標題為《我們人民如何構建美式英語：〈人民的語言〉誕生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