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應該更像監獄 - 《華爾街日報》

我們中許多深切關注人文學科教育的人，面對當前所謂“高等”學府的現狀，只能感到絕望。這些學科的入學人數直線下降，選修文學和歷史課程的學生往往對這些學科只有粗淺的認識。哥倫比亞大學的詹姆斯·夏皮羅教授在最近《紐約客》的一篇文章中接受採訪時表示，給當今大學生教授《米德爾馬契》就像讓一架747飛機降落在鄉村跑道上。即時通訊應用、數字小抄和ChatGPT等技術（它能按要求撰寫論文）催生了一種隨意作弊的文化。

我從未像現在這樣慶幸自己在目前的地方教書：一所男子最高安全級別監獄。我那裏的學生參加了一個可獲得大學學分的項目，與當代本科生形成鮮明對比。這些人學習積極性高，勤奮刻苦。他們往往在課前將每項作業閲讀兩三遍，並做筆記。他們中的一些人已被監禁了二三十年，期間一直在讀書。他們在任何研究生研討會上都不會遜色。他們在現實世界中的坎坷經歷意味着他們不太容易淪為膚淺意識形態的犧牲品。他們中很大一部分是非裔和拉丁裔，雖然他們可能不喜歡大衞·休謨或托馬斯·傑斐遜關於種族的觀點，但他們仍然想閲讀這些作家的作品。簡而言之，他們希望成為構成我們文明的、延續數世紀之久的對話的一部分。上課往往是這些囚犯生活中最有趣的部分。在某些情況下，這是唯一有趣的部分。

從我這個教育者的自私角度來看，最棒的是這些學生無法使用手機或互聯網。網絡作弊——即便他們想這麼做——也是不可能的。但更重要的是，他們保持了專注力，而現代大學生的注意力已被智能手機摧毀。我在哈佛任教的朋友告訴我，校方建議他們每節課要多次更換話題或活動，因為學生根本無法長時間集中注意力。

我在監獄教的學生能全神貫注地上完兩個半小時的課。他們不打哈欠，也不去上廁所。我講授過啓蒙運動、文藝復興、浪漫主義、喬治·奧威爾、南亞小説等課程。我們研討過亞當·斯密和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我們一起閲讀了蒙田、盧梭、濟慈、伊拉斯謨、洛克、孟德斯鳩、沃斯通克拉夫特、拜倫、歌德、彼特拉克、拉伯雷、薩達特·哈桑·曼託、羅欣頓·米斯特里的作品。學生們手寫論文；疫情期間我通過蝸牛郵件教授函授課程。他們中有些人確實讀了《米德爾馬契》，而他們的老師發現這種體驗遠比嘗試在鄉村機場降落747飛機更有成就感。我們鼓勵他們將歷史上不同的社會視為時間旅行的實驗，試圖從內部理解特定時代的習俗。他們非常接受這種方法，不像大學生，後者往往將過去視為一個漫長無差別的、充滿可悲矇昧的時代：不僅是一連串糟糕的事情，更是一連串該死的壓迫性事情。

與精英學府的學生類似，我教授的大多數在押學者都持自由主義政治立場。但不同的是，他們中許多人信仰宗教，這在研究那些作家時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收穫——若這些作家有朝一日知道自己的作品被滿教室的無神論者研讀，定會驚詫不已。我有一位特別虔誠的學生，原是基督徒後改信伊斯蘭教，他對伏爾泰蔑視既定教義的態度極為不安，以至於需要同班同學安慰開解。同學們告訴他，他正是伏爾泰論戰針對的那類人，因此他比那些不信教的同學更能體會這種批判的力度。

我在監獄授課的時光充滿這類啓發性時刻。從許多角度來看，這堪稱柏拉圖式的理想教學，迴歸了教育的本真。沒有教師會議，沒有消磨靈魂的委員會工作，沒有臃腫專橫的行政體系。沒有電子設備干擾，沒有學生對成績的抱怨。我們不少學生正在服無期徒刑，永遠無法利用他們辛苦獲得的大學學分。這裏沒有學生貸款壓力，沒有意識形態偏狹，沒有宗教測試——哦，我是指強制的"多元化"聲明。在我們彬彬有禮、笑聲不斷的教室裏，完全不存在我在高校任教時經歷過的、學界同仁抱怨的那種"有毒環境"。

如果這些許多犯下暴力罪行的監獄囚犯都能做到：全神貫注聽課數小時，擱置政治與個人矛盾，相互支持學業，不借助技術手段寫出雄辯文章，整個學年不作弊——那麼要求大學生做到同樣的事是否過分？或要求教授們努力營造能讓這些良好學風盛行的環境？或許監獄教育可以成為我們迴歸真正學習與思想交流的典範。

艾倫女士為《哈德遜評論》、《新標準》及其他出版物撰寫書評和影評。

插圖：大衞·克萊因刊登於2023年3月6日印刷版，標題為《大學應該更像監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