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科學家在新冠病毒實驗室泄漏問題上判斷失誤——《華爾街日報》

2017年，《自然》雜誌的一位記者聯繫我，告知中國將在武漢新建一個生物安全四級實驗室，用於研究最危險的病原體。他詢問我是否認為中國應該被允許擁有這樣的實驗室，以及能否安全運營。我回答説，中國有權開展尖端研究，但我擔心安全運營需要一種高度可靠的文化——在這種文化中，任何人都可以對擬議工作和方法的安全性提出質疑。這種透明度，以及初級員工挑戰上級的能力，與共產主義和中國等級森嚴的傳統文化背道而馳。

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時，我的懷疑似乎很有先見之明，引發了關於武漢實驗室泄漏的猜測。有些人驚訝於我最初的回應是病毒可能並非來自實驗室。許多著名科學家和公共衞生官員也持相同觀點。

科學和科學家犯錯的原因有很多。最明顯的是在緊急情況下需要根據不完善的數據提出建議。在這種情況下，科學家不得不依賴他們掌握的信息。我也是如此。早期的預發表數據表明，最初報告的病例來自武漢華南海鮮市場。一種新型病毒不太可能多次從動物躍遷到人類，因此——根據奧卡姆剃刀原則——如果首批病例都與市場有關，那麼市場而非實驗室可能是源頭。

此後不久，流感樣疾病監測網絡的數據顯示，疫情爆發時間早於報告的市場病例——最早可追溯到2019年11月中旬。因此，已知的市場病例並非我們最初認為的首批病例，實驗室泄漏成為一種可能性。

實驗室意外泄漏可能以多種方式發生。研究蝙蝠病毒的人員可能在處理時採用了適用於動物病毒而非潛在人類病毒的安全規程。實驗室可能在進行功能增益研究——使病原體能夠感染新物種、更具傳染性或引發更嚴重疾病——以開發更好的疫苗或治療方法。病毒僅在其他生物體的細胞中複製，因此如果武漢實驗室的科學家在人類細胞系中培養動物冠狀病毒，他們可能在無意中對病毒施加了進化壓力，使其成為人類病毒。

這就是科學。當被要求基於不完善的數據進行推測時，你會藉助理論和現有數據，但保持觀點開放，並隨着新證據的出現而修正。總體而言，包括我在內的國際生物安全界迅速重新審視了實驗室泄漏假説。但科學和公共衞生界的其他人堅持最初觀點，並試圖壓制異議。考慮到實驗室泄漏情景的明顯合理性，這種情況為何會發生？

科學家也是人，而科學已成為一個既得利益行業。我不清楚是否有研究探討了在此特定案例中影響專家思維的因素，但從社會心理學和管理科學中我們知道，多種人類行為因素會影響人們的行動。

• *認知失調。*每個人都是自己故事中的英雄。科學家和公共衞生官員投身事業是為了行善。他們認為自己是通過良好過程（科學）行善的好人。好人勤勉行善卻可能造成壞結果的想法，會引發人類大腦厭惡的緊張感，而否認是一種心理防禦機制。

• *社會認同。*科學家不可能精通所有領域，甚至對本學科的方方面面也無法全面掌握。當新事物出現時，我們會向認為更專業的人——其他頂尖科學家——尋求幫助以形成並鞏固自己的觀點。因此，人們傾向於接受既定觀點。一旦形成共識，便很難挑戰正統。

• *自我選擇。*選擇相同職業的人往往思維方式相似，羣體思維自然容易產生。確認偏誤也在起作用：我們會尋找支持自己觀點的證據和他人意見，而忽視或貶低挑戰性證據。

• *內外羣體動態。*當我們認同某個羣體時，若外部攻擊該羣體成員，整個羣體自然會集體防禦。這次事件中，攻擊被視為針對武漢實驗室科學家乃至整個病毒學領域。

• *文化認知。*大多數情況下，人們不會孤立形成對複雜社會問題的看法。他們會先認同那些在重要議題上與自己立場一致的權威人士，進而採納其對其他議題的觀點。有時這個過程會反向作用：許多公共衞生官員強烈反對唐納德·特朗普的政治立場。當他（在缺乏確鑿證據的情況下）宣稱武漢實驗室是病毒來源時，他們會有意識或下意識地認為事實必然相反。

除了這些認知偏差外，自身利益也起着作用。科學家和其他專業人士一樣，也有職業發展。認可、聲譽和地位是晉升的重要因素。隨着資歷的增長，職業發展的競爭會加劇，既來自同一學科內部，也來自其他學科。為了保護自己的職業前景，有動力維護自己學科的聲譽和地位。

然後是金錢。沒有資金，科學就無法進行，科學家也就沒有職業。如果整個研究領域被玷污或在社會上變得不可接受，就像美國的幹細胞研究那樣，資金可能會流向其他地方，而職業、實驗室和機構都會受到影響。

我並不是説科學家有意識地決定阻撓真相。這些過程可能是潛移默化和潛意識的。但你不必用陰謀論來解釋科學界急於排除新冠病毒實驗室泄漏的解釋。你只需要承認科學家也是人。

Trevan先生是Chrome生物風險管理有限責任公司的創始人。

2017年的武漢病毒研究所照片：/美聯社刊登於2023年3月7日的印刷版，標題為《為什麼科學家在新冠病毒實驗室泄漏問題上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