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變革正降臨中國家庭——《華爾街日報》
Nicholas Eberstadt and Ashton Verdery
中國的人口趨勢與習近平的宏偉藍圖並不合拍。“中國夢”——共產黨描繪的國家繁榮與國際強盛願景——正面臨日益嚴峻的人口結構逆風。
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正急劇萎縮。這個國家正在快速老齡化,65歲以上高度依賴型人口正在激增。今年一月,北京宣佈2022年全國總人口出現下降——這比西方人口學家2019年時的預測整整提前了十年。
然而一個迫在眉睫的人口問題尚未引起北京重視:作為中國社會與文明基石的"中國家庭"正面臨危機。
中國家庭即將經歷一場根本性的、史無前例的轉型。全國範圍內的親屬網絡將逐漸瓦解,對許多人而言,擁有近親血緣關係的普遍體驗將徹底消失。這是從獨生子女政策時代(1980-2015年)延續至今的生育趨勢帶來的延遲但不可避免的後果。中國家庭的式微將為民眾和國家帶來全新而陌生的挑戰,但中外政策制定者幾乎尚未開始思考其深遠影響。
北京當局至今忽視這一迫近的危機,因為規劃者不會為他們未追蹤的事項做準備。官員們不認為家庭數據與治國方略或國家安全相關,因此統計部門只記錄性別數據——而非叔伯、姐妹、表親、寡婦等家庭關係。
然而,追蹤中國家庭結構的變化輪廓是可能的,我們在一份新報告中進行了研究。通過人口統計模型(即模擬中國現有人口數據的仿真)估算曆史模式並預測趨勢,同時"構建"與這些數據相符的家譜樹。我們能夠以合理的有效性估算中國過去大家庭網絡的全國性變化,並以相當的信心描述未來前景。
部分研究發現不僅出人意料,甚至違背直覺。例如,我們似乎正生活在中國"親屬關係峯值"時代。就絕對數量而言,中國血緣親屬網絡的密集程度在21世紀初達到了歷史頂峯。
由於戰後健康水平和死亡率的大幅改善,如今40多歲的男女性平均擁有的在世表親數量是1960年的五倍。自1976年毛澤東逝世以來,中國的"親屬關係爆炸"可能是其卓越經濟表現中一個重要卻長期被忽視的因素。
但由於長期低於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中國正面臨一場嚴峻且不可避免的"親屬關係崩潰"。根據我們的計算,血親家庭網絡的萎縮意味着中國新生代擁有的在世親屬數量可能將降至歷史最低水平。
一場"親屬關係饑荒"將由此在未來30年(從現在開始)無情展開。隨着危機加劇,中國家庭——這個在逆境中保護人民、在順境中助人把握機遇的最重要社會單元——在這兩項關鍵功能上將日益衰弱。
命運的殘酷轉折在於,中國家庭結構的萎縮正與龐大的老年羣體激增的社會需求形成碰撞——2020至2050年間,中國老年人口規模將增長逾一倍。我們的模擬研究揭示了核心家庭內部致命的倒置現象:到2050年,中國中年男女贍養的在世父母與嶽/公婆數量將超過其子女數量。這一急迫現狀可能顛覆長期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家庭基礎架構,中國家庭的重心必將從撫育幼童轉向贍養老人。
家庭贍養義務的可靠性與持久性將成為愈發關鍵的問題——對許多人而言,尤其是中國農村地區體弱貧困的老人,這甚至關乎生死。由於獨生子女政策下男嬰過剩及同輩人口萎縮,未來幾十年將有越來越多男性在無配偶無子女的狀態步入老年,而這兩者正是傳統的養老支柱。據我們推算,到2050年中國60歲以上男性中將有18%沒有在世後代,比例是現在的兩倍。若未來幾十年中國社會福利體系未能大規模擴張,誰來照料這些不幸者?
即便從宏觀視角看,經濟賬面亦不樂觀。比老年撫養比帶來的宏觀經濟影響更嚴峻的,或許是中國家庭危機對國民經濟"微觀基礎"的衝擊——那些維繫市場運轉的細微機制。
自有文字記載起,中國特有的關係網絡便通過降低不確定性與交易成本促成商業活動。在中國經濟騰飛時期,血親關係的廣泛存在曾是刺激增長的重要動力。同理,親屬關係的稀缺對經濟的抑制作用,很可能遠超當前"人口數量"預測所顯示的規模。
2050年,這個正在萎縮、老齡化、“去家庭化"的中國聽起來像是個陰鬱沉悶的地方。悲觀預期可能以無數方式塑造大眾行為,包括一些尚未被預見的形態。
中國即將到來的家庭革命很可能導致個人風險厭惡情緒上升。風險厭惡反過來會抑制人口流動性,包括遷移行為。遷移本身就是高風險行為,需要掌握機會信息並依賴可信賴之人協助。若失去"借住表親家沙發"這類傳統支持網絡,遷移將變得風險更高、難度更大,也必然更加罕見。遷移減少意味着城鎮化放緩,進而導致增長乏力——這可能進一步加劇悲觀情緒與風險規避心理。
中國家庭結構的變革也必將引發政治漣漪。如果正如我們推測的那樣,家庭功能的弱化將迫使中國在未來一代人的時間內建立龐大的社會福利體系,那麼北京通過經濟外交和國防政策影響國際事務的財力就會相應縮減。
我們的模擬研究更顯示,到2050年,中國適齡男性兵源中至少半數將是獨生子女。任何造成重大人員傷亡的軍事行動,都將意味着無數中國家庭的香火斷絕。
威權體制通常對傷亡具有較高容忍度——但在當下及未來數十年的獨生子女中國,這種容忍度或將不復存在。
若不能審慎考量中國家庭結構變遷的深遠影響,這很可能成為共產黨付出慘重代價的戰略盲區。盲區會使政府暴露於突發戰略風險之中。當國家對社會、經濟和政治風險毫無準備時,其後果往往最為致命。
埃伯斯塔特先生是美國企業研究所的研究員。維爾德里先生是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的社會學教授。他們是美國企業研究所新發布的《中國家庭結構的革命》報告的合著者。報告來自美國企業研究所。
2018年2月5日,中國武漢漢口火車站。照片:-/法新社/蓋蒂圖片社刊登於2023年3月10日印刷版,標題為《中國家庭即將到來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