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封鎖文件揭示的選民信息多於政客
Joseph C. Sternberg
關心此事的英國選民過去兩週一直在仔細研究有關英國如何在疫情封鎖中度過兩年的新證據。這段歷史記錄對前首相鮑里斯·約翰遜的嚴苛政策極為不利,但並非那些輕率的封鎖懷疑論者在冷靜思考後所樂見的方式。
這些披露來自2020年初至2021年6月期間,前衞生大臣馬特·漢考克收發的約10萬條短信。當時他因違反封鎖規定的戀情曝光而被迫辭職。這些通過WhatsApp平台傳遞的信息記錄了漢考克與其他政客、政治顧問和科學專家的對話,由他僱來協助撰寫回憶錄的記者泄露給《每日電訊報》。
許多內容令人憤慨。在新冠疫情應對的某個階段,漢考克等人竟嘲笑返英旅客被迫支付高昂酒店隔離費用的遭遇。官員們甚至討論是否能用防疫法規逮捕長期與執政保守黨為敵的政治刺頭、封鎖政策批評者奈傑爾·法拉奇。
領導人的個人政治考量——無論是想展現對病毒的強硬態度,還是急於避免政策反覆的尷尬——滲透進了諸多決策。2020年11月關於陽性病例接觸者是否仍需隔離14天的討論中,漢考克先生因擔心新規會"暗示我們此前做錯了",拒絕採納放寬這一嚴苛限制的科學建議。政府選擇了保全顏面而非拯救生命或自由。
反覆出現的主題是:英國官員基於薄弱且相互矛盾的科學證據,對民眾實施了史無前例的封鎖。政客及其顧問(多為公關助理)出於政治原因決定採取某項措施。科學家們對該措施可能的效力猶豫不決。政客們便選擇聽取支持其既定立場的"猶豫"或"不決"。
2020年8月關於英格蘭學校口罩令的爭論展現了這一機制。漢考克指出缺乏支持戴口罩的明確醫療建議。但約翰遜的通訊主管李·凱恩注意到蘇格蘭政府即將實施校園口罩令,這將迫使英格蘭效仿。“我們非要打這場仗嗎?“他問道,而一位高級公務員則擔憂"緊張的(英格蘭)家長會恐慌”。
首席醫療官克里斯·惠蒂針對學校佩戴口罩政策表示:“在走廊等場所沒有強烈反對理由,但也沒有非常充分的實施依據。“政客們選擇性採納了這句話的前半部分,隨即推行了強制令。
事實上,這種現象在當時已顯而易見。本專欄早在2020年3月下旬就指出——基於常識而非文件證據——面對特性幾乎完全未知的新型病毒,政策制定往往更取決於對公眾風險承受能力的政治考量,而非客觀科學依據。
正因如此,兩週後人們開始意識到:比起封鎖質疑者的期待,這批曝光的通訊記錄可能難以扭轉關於防疫規定的公共辯論。
抱怨政客將政治利益置於"科學"之上的必然推論是:他們必定認為不科學的政策會更得民心。這或許正是約翰遜的通訊團隊——該隱和詹姆斯·斯萊克——在2020年6月初向其傳達的信息,他們顯然警告提前解封會”嚴重超前於民意"。
民意與其被操縱的過程密不可分。例如2020年11月,漢考克就曾密謀"部署"新冠病毒新變種的消息,意圖通過”嚇破民眾膽魄“來爭取新一輪封鎖的公眾支持。
但人們也不應忽視公眾對驚悚體驗的渴望。2020年3月初的信息揭露了政府的認識,即在首次封鎖之前,公眾自我實施的社交隔離措施——這是風險規避的重要信號——已經遠遠超出了官方指導。
封鎖文件揭示了一個統治階級樂於利用科學的不確定性和公眾的恐懼,將其權力擴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服務於其狹隘的利益和野心——這足以成為我們説“絕不再來”的理由。
然而,要説服公眾分享這一決心,封鎖懷疑論者將不得不面對一個棘手的問題:當選民們凝視這些WhatsApp消息時,他們看到的是一個憤世嫉俗的統治階級運作的窗口?還是一面鏡子?
2021年5月27日,英國衞生大臣馬特·漢考克在倫敦的新冠病毒媒體簡報會上發言。照片:馬特·鄧漢姆/美聯社刊登於2023年3月10日的印刷版,標題為“封鎖文件揭示的選民比政客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