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師聖地亞哥·卡拉特拉瓦如何創造自己的視覺語言——《華爾街日報》
Amanda Randone | Photography by Lukas Wassmann for WSJ. Magazine
卡拉特拉瓦在蘇黎世接受採訪時表示:“作為建築師,就像畫家、作家一樣,你觀察、詮釋並講述一個故事,這個故事將永遠留存,為後世書寫。“紐約世貿中心交通樞紐"眼窗"的弧形脊柱結構經過特殊設計,能在每年9月11日上午10時28分——即2001年第二座塔樓坍塌的時刻——將陽光投射進其宏偉白色中廳的正中央。這座建築出自71歲的西班牙建築師聖地亞哥·卡拉特拉瓦之手,他近期還設計了全新的聖尼古拉希臘正教堂。原教堂位於南塔下方,在"9·11"事件中被毀。這座精神聖殿於2022年底重新開放,其外立面採用與雅典帕特農神廟相同的大理石建造。與"眼窗"相呼應,教堂穹頂中央的圓形開口讓天光傾瀉而下(穹頂內部繪有基督像)。
“兩座建築之間存在着某種聯繫。一座承載着象徵意義,另一座亦是如此,“卡拉特拉瓦通過Zoom從蘇黎世辦公室接受採訪時表示。這座寬敞的別墅原屬國際冰球聯合會,坐落在遠離繁華的帕拉德廣場與電車樞紐的靜謐山丘上。
卡拉特拉瓦的建築與工程公司於2002年入駐這處蘇黎世空間,該公司在紐約和迪拜還設有工作室。他為這間木飾板會議廳配備了現代傢俱。交談中,他自豪地從自己設計的現代會議桌後指向一座1692年的陶瓷壁爐,爐身上繪有柔和的圖案及拉丁文、德文銘文。“這堪稱整棟建築的靈魂所在,“他説道。
卡拉特拉瓦以雄心勃勃的工程設計和極具雕塑感的外觀著稱,他的前衞美學在世界一些最古老的城市中催生了極其現代、有時也引發爭議的項目。他在美國以外的標誌性委託包括瑞典馬爾默的旋轉大廈、威尼斯的憲法橋和里約熱內盧的明日博物館。但他説得最多的是他在曼哈頓的貢獻——他稱之為“世界之都”,9·11事件發生幾個月後,他就和家人搬到了那裏。
最近你在重塑紐約建築景觀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貝聿銘[曾告訴我]他在盧浮宮的非凡改造。他説:“最終這是命運的產物,因為我在那裏,他們讓我這麼做。”所以我認為,2001年我在紐約的那個特定時刻也是命運的產物,我甚至可以做我認為完全超乎想象的事情:兩個性質截然不同但都對公眾開放的改造。這兩個改造都非常致力於為每個人、為遊客服務。
在重新設計聖尼古拉斯教堂時,為什麼伊斯坦布爾的聖索菲亞大教堂(最初作為希臘東正教教堂建造的清真寺)對你來説是一個重要的視覺參考?
我開始嘗試瞭解東正教在建築語言中的含義。然後我問了自己一個尖鋭的問題:聖索菲亞大教堂是男性還是女性?我得出的結論是它是女性化的。圓頂,圓形的形式。我還從瑪利亞的形象中找到了某種象徵性的解釋。在希臘東正教教堂中,她被稱為Panagia Theotokos,即至聖上帝之母。母親是女性。根據宗教,瑪利亞懷有上帝之子。所以一個女人成為了不可容納之物的容器。在建築中進行這種練習非常有趣。
為什麼會這樣?
作為建築師,就像畫家、作家一樣,你觀察、詮釋並講述一個故事,這個故事將永遠留存,為後世書寫——完美地書寫。你可以通過純粹的建築語言講述一個故事,在建築中展現遠超純粹功能、實用性和實際層面的內涵。
當這種敍事涉及像紐約這樣的地方歷史時,是否會與您的“新未來主義”美學產生衝突?
紐約曾是一座始終在進步的神奇城市,但它突然以一種戲劇性的、最殘酷的方式受到了傷害……紐約人接受了這一點,並完成了不可能的事情。他們重建並展望未來。這賦予了紐約巨大的成熟度和重要性,尤其是這個地方(歸零地),因為它是一個標誌,表明我們在這裏,我們相信我們的未來,我們相信人類的未來,我們團結一致。在我看來,這正是讓紐約如今躋身歷史名城之列的原因之一,而這段歷史非常近。
現在您正在設計一座真正屬於未來的塔樓——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築,阿聯酋的迪拜河塔。
迪拜的非凡之處在於,他們願意打造具有建築意義的標誌性地標,這些地標正在劃定當今的邊界,以及當今可能實現的極限。
想想埃菲爾鐵塔,它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巴黎的靈魂。想象一下,如果你把它移除——那就是另一座城市了,不是嗎?這就是地標性建築的重要性。當時,埃菲爾鐵塔幾乎是不可戰勝的,他們建造了這座巨大的塔樓,高度幾乎是其他建築的兩倍半。我通過美麗的建築看到了這種創新精神,它標誌着一個地方,同時也象徵着、詮釋着並文化化我們的時代。這與肯尼迪説我們要把人類送上月球的精神如出一轍。
卡拉特拉瓦的建築與工程公司於2002年接管了這棟位於蘇黎世的寬敞別墅。它坐落在遠離城市喧囂的帕拉德廣場和有軌電車樞紐旁的一座寧靜小山上。圖中展示的是卡拉特拉瓦最喜愛的一些物品。以下是卡拉特拉瓦用他自己的話描述他最喜歡的幾件物品:
“我的辦公室裏有很多書。這個中央書架底部放着[我的]石頭,因為我有空時會做石版畫。我同時從事雕塑和繪畫工作,如果你看看歸零地PATH車站的例子,那裏的翅膀設計與我30年前的一件雕塑作品有些關聯。我收藏了許多小物件和貝殼,比如左下角那個帶螺旋紋的海螺殼。貝殼旁邊還擺放着兩隻手模型——一左一右。手的表情對我們來説非常重要,它們是傳遞思想的媒介。中間架子上還有些小型傢俱模型。我[製作]傢俱,但只供辦公室或家庭使用,玻璃櫃後面的模型是一張桌子,由我辦公室一位出色的模型師製作。畫筆就放在石頭上方,有些尺寸很大或造型獨特,但都非常適合畫水彩。左上角的物品是一件非洲古雕塑的複製品,雖是仿品但工藝精湛——那是隻豹子,但乍看可能誤認為狗。書籍上方的獎盃是我1960年從西班牙帶回的,那年我8歲。我們在城外的房子裏有個小鴿塔,鴿子們飛進飛出,我和叔叔一起餵養它們,後來贏得了最佳鴿子的獎項。豹子旁邊是基克拉迪雕塑的複製品,源自雅典博物館的一件原始希臘雕塑。另一側是我的照片收藏:一張是我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女兒,她現在洛杉磯當工程師;另一張是建築師奧斯卡·尼邁耶的照片,他非常傑出,我有幸與他交談,也曾在紐約與建築大師貝聿銘有過對話,兩位都令我無比欽佩。”
為清晰和簡潔起見,本次訪談經過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