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薩達姆統治下的伊拉克以及美國力量的誤解——《華爾街日報》

一位駐外記者試圖以灰色視角觀察世界，而非非黑即白。儘管許多評論家慣用簡單標籤劃分世界，但現實並非涇渭分明地切割為模範民主國家與邪惡專制政權。發展中世界存在大量非自由且混亂的民主政體，同時也存在法治部分運轉的威權國家。駐外記者的職業生涯，往往就沉浸在這些錯綜複雜的外國政治迷局中。

但二十年前美軍入侵前夕的薩達姆·侯賽因統治下的伊拉克，在我眼中卻是個例外。1980年代我曾多次赴伊拉克報道兩伊戰爭及以伊北為基地的庫爾德反伊朗叛亂。每次抵達巴格達機場的瞬間，那種碾碎靈魂的寂靜都令我震撼。這個國家猶如一座巨型監獄，高瓦數探照燈將四處照得慘白。西裝下鼓脹着手槍輪廓的陰鬱男子遍佈機場和我下榻的美居酒店大堂，獨裁者的巨幅肖像覆蓋了所有垂直表面。

記者出行必須由政府陪同人員組隊帶領，甚至不能直接使用電傳打字機發稿。你必須將稿件交給伊拉克操作員，由他們重新鍵入電傳系統。一切都是為了控制與監視。

西方外交官談論着多套情報系統及工業化規模的酷刑。初到時有人警告我：“如果安全部門對你產生懷疑，我們所有使館人員都無能為力。“外交官與記者就像伊拉克民眾一樣，淪為這個國家的人質。在這裏，根本不存在規則。

那些年我也曾定期造訪敍利亞。儘管與伊拉克同屬基於阿拉伯民族主義與革命社會主義的復興黨政權，但在1971至2000年哈菲茲·阿薩德統治期間，敍利亞相對自由得多。只要不公開反對政權，你實際上可以自由交談。你能在全國各地郵局不受監管地通過電傳稿發新聞。我曾獨自乘巴士走遍復興黨統治下的敍利亞，從未感到惶恐不安。

根據我的報道經歷，黎凡特地區的兩個復興黨政權的相似度，似乎還不及薩達姆的伊拉克與齊奧塞斯庫統治的斯大林主義羅馬尼亞。

2005年12月，作者（最右，側影）隨美軍部隊駐紮期間走訪伊拉克家庭。圖片來源：羅伯特·卡普蘭1986年夏，當我途經巴格達探訪支持政權的庫爾德人時，安全官員沒收了我的護照。在整個伊拉克北部庫爾德地區停留期間，我始終擔憂能否以及如何離開伊拉克。直到離境當天才取回護照，這段經歷令我心有餘悸。

9·11事件後，這些痛苦記憶使我支持伊拉克戰爭。人們忘記了2003年3月美英聯軍入侵的主要理由——薩達姆藏匿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對於深知該政權殘暴本質的人而言極易取信。我預見到推翻薩達姆可能引發教派衝突的無政府危險，甚至撰文論述過。但在需要審慎權衡的關鍵時刻，復興黨統治時期的可怕記憶矇蔽了我的判斷。

2004年3月，即入侵一年後，我重返伊拉克，與美軍海軍陸戰隊共同駐紮了一個月。在安巴爾省巴格達西部的費盧傑，我親歷了海軍陸戰隊參與的兩場重大戰役中的第一場。整個安巴爾省，我目睹了流竄的武裝團伙、迫擊炮轟擊、垃圾無人清理的滿目瘡痍城鎮。終日生活在火箭彈誤襲和路邊爆炸的恐懼中。

一年後，在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蘇爾，我隨美軍斯特瑞克旅逐户採訪。居民們反覆告訴我，即便薩達姆統治時期充滿恐怖，仍比美軍時斷時續鎮壓的無政府狀態要好。

我未曾充分意識到：薩達姆的專制統治已摧毀了伊拉克公民社會的所有痕跡——從社會根基的家庭部落到頂層政權。他讓任何繼任秩序都成為不可能。其暴政如此極端難測，本身就是一種無政府狀態。這對我猶如醍醐灌頂。美軍能實現許多目標，但重建並改革一個飽受摧殘、教派撕裂的伊拉克絕非其所能。我本該更早明白。

2004年11月，美國海軍陸戰隊在伊拉克費盧傑與叛亂分子作戰。圖片來源：Scott Peterson/Getty Images戰爭罪責並未使我變成像今天那些本能反對美國海外軍事幹預的孤立主義者。人們很容易過度吸取教訓。回想一下，綏靖政策正是源於誓言不再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慘劇——就在英國首相內維爾·張伯倫與阿道夫·希特勒在慕尼黑會晤的20年前，那場戰爭已造成2000萬人喪生。

當前烏克蘭戰爭與其説掩蓋了伊拉克戰爭，不如説為我們理解後者增添了新視角。入侵另一個國家——其人民、心理和局勢對外界而言總是難以洞察——是關乎命運的二元抉擇。這次犯錯的是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對美國而言，伊拉克戰爭是一場偏離正軌的遙遠任務，我們（即便不是伊拉克）已基本恢復；而對克里姆林宮來説，烏克蘭是一場規模更大、關乎存亡的衝突，它可能成為普京的敗筆。

中東戰爭的黑暗記憶顯然影響了拜登政府對烏克蘭的策略。儘管向基輔輸送了大量武器，美國仍在執行嚴格限制政策——即便它正協助摧毀一個在我們眼前衰落的大國。政府摒棄了小布什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大規模直接動用武力的做法，同時也避免了奧巴馬總統對布什政策的過度修正（這導致2014年未能在烏克蘭對抗俄羅斯，也未在南海對抗中國）。當然拜登政府本可以更快輸送更多武器，但目前的成果已堪稱重大成就。

作為一個國家，我們可能終於自冷戰結束以來首次在外交政策上接近達成一種健康的融合。伊拉克非但沒有給我們留下永久創傷，反而被證明是一位偉大的導師。

卡普蘭先生是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悲劇思維：恐懼、命運與權力之重》一書的作者，本文改編自該書。他擔任外交政策研究所的羅伯特·斯特勞斯-胡佩地緣政治學講席教授。

本文發表於2023年3月18日印刷版，原標題為《我對薩達姆統治下的伊拉克及美國力量的誤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