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場銀行業危機本可預見——《華爾街日報》

經濟學家艾倫·梅爾策常説：“沒有失敗的資本主義就像沒有罪惡的宗教，是行不通的。“2008年金融危機後，梅爾策擔心銀行救助會削弱公眾對資本主義的支持。他擔心政客們會將金融體系引向更多的政府監管，而遠離市場競爭的自然調節力量。更多的美國人會開始相信，只有國家才能保護他們免受經濟自由帶來的不穩定。

果然，2010年國會通過了《多德-弗蘭克法案》，承諾"通過提高金融系統的問責制和透明度來促進美國的金融穩定，結束’大而不倒’，通過結束救助來保護美國納税人，保護消費者免受濫用金融服務行為的侵害，以及其他目的。”

十三年後，我們又陷入了銀行危機。2017年去世的梅爾策已經無法説"我早就告訴過你"了。但托馬斯·霍尼格可以，他在美聯儲和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工作的近三十年裏發出了類似的警告。

按資產規模計算美國第16大銀行的硅谷銀行建立了一個在壓力下必然會崩潰的投資組合。然而監管機構似乎直到該銀行試圖籌集資金引發擠兑時才注意到。到週日，財政部宣佈為所有硅谷銀行儲户提供聯邦支持，甚至包括那些不在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保險範圍內的儲户。其他中型銀行現在也顯示出問題。一種"又來了"的感覺正在蔓延。

有沒有辦法擺脱這些反覆出現的狂熱與恐慌？76歲的霍尼格先生認為有答案。現任喬治梅森大學莫卡特斯中心傑出高級研究員的霍尼格，曾擔任堪薩斯城聯邦儲備銀行行長（1991-2011年）和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副主席（2012-18年）。本週在訪問《華爾街日報》時，霍尼格先生十多年來始終主張的觀點再次得到闡述：應迴歸將風險與回報——罪孽與救贖——掛鈎的銀行監管框架。其核心要素是：“簡單、易懂且可執行的規則"以及"要求銀行持有更多資本金作為資金來源，以增強穩定性並降低行業整體風險”。

霍尼格稱，在《多德-弗蘭克法案》監管框架下，近期事件是"必然結果”。他將主要責任歸咎於美聯儲採用"風險加權資本"評估銀行健康狀況的機制。該指標未考慮"久期風險"，而這正是硅谷銀行陷入困境的主因。長期債務對利率變動極為敏感——當利率上升時，即便國債等安全資產也會貶值，拋售時將產生鉅額虧損。

“硅谷銀行持有數十億美元信用評級為無風險或低風險的資產，但這些資產並非久期無風險，“霍尼格指出，“其’風險加權資本’計算幾乎只關注信用風險，而久期風險早已發出刺耳的警報。”

霍尼格認為根源在於貨幣政策。2010年擔任美聯儲公開市場委員會投票委員時，他常是孤獨的反対者。當同僚為持續多年的近零利率歡呼時，他堅持主張應逐步使信貸價格迴歸正常水平。美聯儲未能及時利率正常化，導致金融機構為追求收益不斷加大風險敞口。如今為遏制通脹，美聯儲過去一年將聯邦基金利率上調450個基點，終使這一政策失誤暴露無遺。

霍尼格先生還擔憂風險加權資本可能很快引發的其他問題。諸如擔保貸款憑證和抵押貸款支持證券等資產雖被評級為低風險，但在經濟衰退時卻可能成為資產負債表上的軟肋。他表示：“風險加權資本完全是一種誤導”，因為當不確定性出現時，“真正的銀行投資者唯一想了解的是銀行實際擁有多少股本資本。”這“能讓投資者知道銀行對沖擊的承受準備有多充分，無論衝擊來自資產負債表的哪一部分。”

這一切似乎顯而易見——但我們何以陷入如此境地？霍尼格指出，銀行家們認為如果“必須將股本資本用於監管目的，且需達到歷史市場要求的約10%水平，他們就會説‘我們無法發放貸款。資本限制將過於嚴苛，我們將被迫提高利率，這會損害小企業貸款並重創經濟。這些規則將導致數千億美元資金無法貸出。’但我的觀點是，若銀行是更安全的機構，其資本成本實際上應下降，難道不是嗎？”

銀行業遊説團體在經濟學家支持下抵制更高資本要求，這些經濟學家“往往過度自信，認為掌握所有答案”。霍尼格認為他們的模型過於複雜，且嚴重依賴概率假設。“我常對他們説：‘各位，我只想知道一個問題——你們多久會破產？’而不是你們能用多複雜的公式來迷惑我，更不用説誤導公眾了。”

銀行監管機構是否感到困惑？這一點尚不明確。但他們可能被風險加權資本分散了注意力。“久期風險本可以被發現，存款來源的集中度也相當明顯，因為全世界都知道這個問題。所以這不是癥結所在，“霍尼格先生表示，“問題在於美聯儲監管層看到他們的風險加權指標表現良好，審視資產時又發現全是無風險或低風險資產。當檢查結果如此樂觀時，生活很美好，大家就繼續前行”——霍尼格停頓片刻，低頭喃喃道——“然後危機就爆發了。”

美聯儲早在硅谷銀行按下恐慌按鈕前，就已意識到久期風險在不斷累積。堪薩斯城聯儲2022年第二季度的報告指出：“自2019年底以來，美國商業銀行的證券持有量增加了2萬億美元…增持部分多為長期限品種，拉長了投資組合久期，使銀行面臨更高的利率風險。“報告特別提到，利率上升導致"銀行可供出售(AFS)證券組合出現歷史性的未實現虧損”。

但得益於華盛頓制定的監管資本條例，解決方案已然存在。根據規定，被歸類為"持有至到期”(HTM)的證券虧損，在計算監管資本時無需確認。這些資產按到期價值而非當前市價計量。報告稱，為"減輕對監管資本的影響”，大型銀行"將證券組合從AFS轉向HTM配置”。

像硅谷銀行這樣的非巨頭銀行日子更輕鬆。它們甚至不必在資本賬户中確認來自可供出售資產的未實現虧損。但當硅谷銀行不得不虧本出售資產以應對存款擠兑時，賬單就到期了。就在那時，它承認自己缺乏足夠的資本或流動性，儲户紛紛逃離。

沒人知道這個問題有多普遍。美聯儲推出的銀行定期融資計劃試圖安撫儲户和市場——該計劃將按面值接受持有至到期資產作為抵押向銀行放貸。只要不再出其他差錯（這個前提很關鍵），這個方案或許能奏效。

“風險權重的另一個問題，“霍尼格先生説，“在於它是一個政治過程，而非市場過程。市場不再決定金融業（特別是銀行業）的資本。現在是由政客、遊説者和監管機構相互博弈。因此你會看到風險加權資本這類非市場化的解決方案。而銀行則被激勵去不斷提高資產負債表槓桿率。”

這是不穩定的主要根源。“在一個存在風險的市場體系中，如果我是銀行家，有人給了我一美元，我會把它記在賬上並貸出去，或者放入投資組合的流動性部分。這樣我就知道自己有多少資本。作為管理者，我的職責是為股東利益進行配置。這意味着我必須高度關注流動性。我不應該需要監管機構來提醒這一點。我知道自己該做什麼。”

“但如果我説，‘好吧，我有存款保險，所以不用擔心，隨時可以吸收更多存款’，事情最終會變得糟糕。曾有銀行家告訴我，‘湯姆，我能在兩分鐘內從經紀市場籌集1億美元存款。’但我説他們能做到，直到他們做不到。”

在反思當前恐慌的成因時，霍尼格先生的言論與艾倫·梅爾策如出一轍。“我認為我目睹的最糟糕的事情之一，”他説，“是市場紀律已經萎縮。根本不存在。”監管機構不斷堅稱銀行“非常、非常穩健”。他承認銀行資本“肯定比2008年更好”。但“更好並不足夠”，正如我們本週再次艱難地認識到的那樣。

奧格雷迪女士是《華爾街日報》美洲專欄作家。

圖片來源：芭芭拉·凱利刊登於2023年3月18日印刷版，標題為《另一場銀行業危機本可預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