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中最吃力不討好的工作:首席風險官——《華爾街日報》
Ben Cohen
詹姆斯·林剛被GE Capital新成立的金融部門聘用時,他走進老闆辦公室提出了一個問題:他在訂製名片,卻不知該印什麼頭銜。由於他的崗位實際並不存在,自然也沒有職稱,因此他獲准自創一個。他稱自己為首席風險官。
三十年後,當他目睹硅谷銀行戲劇性崩塌時,很少有人比林先生更適合回答兩個簡單問題:
- 首席風險官在哪裏?
- 等等,這家銀行居然沒有首席風險官?
“任何稱職的首席風險官本都可以且應當阻止硅谷銀行事件的發生,“他表示。
首席風險官在美國企業界扮演着最重要卻最不被重視的角色之一。這些崗位人員的成功體現在企業避免危機之時。這份工作並不光鮮,大多默默無聞**,**常被視為理所當然,即便表現優異也不會讓人成名。唯有失職時才會引發關注。
這個本應至關重要的職位在硅谷銀行卻呈現另一番景象:空缺。事實證明,這家本月倒閉的銀行在過去大半年裏竟悄然運作於無首席風險官的狀態。
硅谷銀行在八個月關鍵期缺失該職位的管理人員,提醒人們風險無需過度或奇異就足以致命。SVB對利率飆升的驚人風險敞口本不難預見,也本應易於對沖。一家服務於經濟最具創新領域銀行竟因最基本的資產負債錯配而崩盤,至今令人震驚。但科技界最愛的銀行之所以倒閉,根源在於其風險管理首先失守。
位於加利福尼亞州聖克拉拉的硅谷銀行總部圖片來源:Bryan Banducci/華爾街日報首席風險官的一天包括:為高管解讀初級量化分析師的報告、審核交易、核查模型、排查異常情況、穿梭於公司各級會議之間——和所有職場人一樣,他們也會抱怨管理層不重視自己的工作。
若想探究金融機構出問題,風險管理部通常是理想的切入點。情況越糟,越可能發現重大隱患。
在本週被競爭對手瑞銀集團收購前,瑞士信貸吞噬風險的速度猶如瑞士芝士火鍋。Silvergate Capital因加密貨幣崩盤而元氣大傷,其首席執行官曾任命女婿擔任首席風險官。同樣因儲户擠兑而崩塌的Signature銀行,在獲得畢馬威高級審計師對其財務健康無保留意見後,便聘請此人出任首席風險官。這三家銀行本月均以倒閉或瀕臨破產告終。而就在不久前,山姆·班克曼-弗裏德還在吹噓加密貨幣交易所FTX的風控能力,轉眼他就因涉嫌金融史上最大欺詐案之一被起訴。
首席風險官的職責本應是防範災難的人為保障,負責處理銀行枯燥但至關重要的合規事務並將風險問題上報至高管層。但這只是理論上的理想狀態。現實中,風險管理人員必須具備專業素養和溝通能力,風險監測系統才能真正發揮作用。風險官應當直言不諱地提出意見,而一位稱職的風險官能讓高層聽得進逆耳忠言。
但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道,硅谷銀行的企業文化呈現出這樣一幅圖景:激進的高管們對不堪重負、人手不足的風險部門的警告置若罔聞,忘記了金融領域最基礎的教訓:高回報必然伴隨着致命風險。
硅谷銀行的風險管理失誤
更糟糕的是,在風險席捲硅谷的關鍵時刻,該銀行風險部門卻出現了職位空缺。
監管文件顯示,勞拉·伊祖列塔於2022年4月卸任首席風險官一職,直到12月才由金·奧爾森接任。伊祖列塔女士還在2021年底拋售了價值逾400萬美元的公司股票,而就在此後不久,硅谷銀行於2022年初"啓動"了她的離職程序,最終她帶着超過200萬美元的離職補償金離開。但直到本月早些時候,該銀行才披露這一職位空缺了多久。與此同時,隨着利率不斷攀升,硅谷銀行的業務風險與日俱增。
該銀行及其高管未回應置評請求。
沒有首席風險官的銀行就像沒有左截鋒的美式足球隊。這不是球場上最耀眼的位置,大多數球迷摘下頭盔就認不出他,但左截鋒的作用至關重要。當250磅的衝傳手試圖粉碎四分衞時,正是他保護着四分衞的盲側。硅谷銀行在科技行業寒冬中長達一年缺失首席風險官,無異於左截鋒在閃電戰中離場。
當然,並非必須有首席風險官才能察覺美聯儲加息,監管文件顯示SVB早在擠兑發生前就意識到自身脆弱性:去年董事會風險委員會召開會議次數(18次)幾乎與前三年總和(19次)持平。
華盛頓特區的美聯儲總部。圖片來源:Kevin Dietsch/Getty Images### 當風險官成為風險源
但眾多銀行被要求設立首席風險官確有原因。2000年代CRO職位開始激增,安然公司倒閉後加速普及,這場公司治理革命改變了企業行為模式。
社會學家分析2008年前大型商業銀行行為變化時發現,那些本應防範金融危機的人,可能無意中助推了危機發生。
“我們將銀行風險承擔的增長歸因於一個令人意外的因素:首席風險官的崛起,”金·佩內爾、智旭·榮和弗蘭克·多賓寫道,他們在2017年的一篇論文中發表了這一發現。
首席風險官的存在營造了有效監管的表象並滿足了監管機構,但設置專人監督風險反而可能導致實際承擔這些風險的交易員感到自己無需保持高度警惕。銀行因此更大膽地尋求各種最終更具破壞性的信用風險,從而涉足那些拖垮全球經濟的複雜衍生品和擔保債務憑證。這是個耐人尋味的理論:合成型CDO的出現部分要歸咎於首席風險官。
研究人員寫道:“如果首席風險官認為最大化回報的職責優先於最小化災難的職責,那麼即使最精密的風險建模技術也無法讓銀行免於困境。”
金融業並非唯一存在此類隱患的行業。如果事實核查員讓記者變得更懈怠,質量保證團隊讓軟件開發人員變得更馬虎,因為他們認為會有其他人來發現他們的錯誤和編碼漏洞。這是人類心理的一個悖論:更多的安全措施反而可能導致人們變得不那麼謹慎。
但這也是強大激勵機制產生奇特後果的典型案例。研究人員發現證據表明,危機前首席風險官將注意力從控制風險轉向為提升利潤而優化風險。這並不完全是他們的過錯。事實上,佩內爾博士對這個吃力不討好的角色表示理解。“在股東價值時代,擔任首席風險官真的非常困難,”她説。
更困難的是,最終對機構風險負責的人並非首席風險官,而是像硅谷銀行格雷格·貝克爾這樣的首席執行官和董事會成員——他們為何對眼前的風險視而不見,這是眾多亟待解答的問題之一。
與此同時,我們還有兩個問題值得詢問這位基本算是首創首席風險官職位的人。
第一個問題是林先生會如何改變這一角色。他的回答是:加強風險委員會職能、要求向投資者進行適當披露,以及增強首席風險官的獨立性。第二個問題是什麼將會改變。他的回答是:可能不會有太大變化。
“隨着時間的推移,人們會忘記風險管理的價值,”他説,“然後一切照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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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發表於2023年3月25日印刷版,標題為《銀行業最吃力不討好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