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所及》書評：追尋世俗主義的歷史軌跡 - 《華爾街日報》

弗朗切斯科·邦西尼奧裏所繪彼特拉克肖像圖片來源：G. 達利·奧爾蒂/布里奇曼藝術圖書館人文主義誕生於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最初是一種解讀羅馬文學的方法。後來在法國等地演變為以理性原則重組社會的啓蒙哲學。直到19世紀，英語中才出現"人文主義"這一稱謂。我們所説的人文主義是一種歐美意識形態，其核心理念包括進步、自由個人主義、不可知論或無神論，以及信賴科學。

英國曆史學家莎拉·貝克韋爾曾解讀蒙田思想精髓（《如何生活》），並以詼諧的筆觸講述存在主義者故事（《存在主義咖啡館》）。她的新作《人之可能》通過歷代人文主義倡導者的人生軌跡與追隨者的理想，從彼特拉克的佛羅倫薩到近期發佈《現代人文主義宣言》的格拉斯哥國際人文主義組織，勾勒出這一抽象理念的演進歷程。這部充滿大膽洞見的著作不僅秉持人文視角，更重要的是具有可讀性與閲讀價值——無論你是否認同其觀點。

貝克韋爾指出，對古羅馬人而言，humanitas一詞意味着"人之為人的特質，但更強調優雅、博學、善辯、慷慨與彬彬有禮"。她筆下的首批人文主義者是14世紀意大利的umanisti學者，他們專攻studia humanitatis（人文學科）而非基督教神學。但這並非忽視宗教：但丁雖是"宇宙先知"，其宇宙觀卻根植於基督教，甚至為仇敵設計地獄，而不得不將異教徒維吉爾留在靈薄獄。

但丁之後，湧現了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和喬萬尼·薄伽丘。詩人學者彼特拉克（1304-1374）沉醉於遊歷四方的"文學生涯"。他如獵犬般在圖書館搜尋李維羅馬史殘篇，發現了西塞羅的《為阿奇亞辯護》——這位羅馬政治家在文中主張希臘詩人阿奇亞因其"人文與文學研究"應獲公民權。他在維羅納大教堂圖書館最大的收穫是三封西塞羅書信，這些信札展現了私下的西塞羅——那個思考人類困境與情感的"隨性作家兼友人"，將時政評論與哲學文學軼事巧妙融合。當彼特拉克在書信中效仿西塞羅時，他復活了人文精神的聲調。

薄伽丘（1313-1375）避開了教會生涯，尊彼特拉克為"導師、父親與主人"，成為首位但丁研究專家。雖以《十日談》故事集聞名，他還編纂了《異教諸神譜系》，對希臘神話進行了"包羅萬象又大膽創新"的重述。薄伽丘不認為基督徒研究古神"有失體統"，但當錫耶納修士彼得羅·佩特羅尼命令他"清除藏書室所有非基督教書籍並停止此類寫作"時，他陷入恐慌。薄伽丘向彼特拉克求教，這位虔誠的導師提醒他：只要異教思想不違背福音書，就能增進"心靈愉悦與生活修養"，並欣然表示願接收薄伽丘的藏書。

過去不僅是文學風格的源泉。理性主義方法和異教圖像學為基督教歷史提供了替代方案，也為共和政府提供了藍圖。15世紀60年代，教皇保羅二世通過指控"陰謀、異端、雞姦及其他罪行"，鎮壓了羅馬復興柏拉圖學院的嘗試。另一所學院在美第奇家族支持下於佛羅倫薩興盛起來，但這同樣引發了清教徒的強烈反對，這次由焚書僧薩沃納羅拉領導。

宗教改革和宗教戰爭固化了歐洲文化衝突的陣營。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人文學者"的繼承者，是啓蒙運動中主張"改良主義"的哲學家（貝克韋爾女士從喬治·艾略特處借鑑了"改良主義"這一表述，即追求改善現狀的意願）。將人類關切置於社會中心，必然要取代舊制度——尤其是天主教會——的核心地位。在法國，反教權主義演變成無神論，為思想爭取喘息空間的鬥爭最終轉化為對社會根基的衝擊。

貝克韋爾女士承認人文主義者可能信仰上帝，“只要他們的關注重點仍主要放在現世人類的生活與經歷上，而非制度、教條或關於彼岸的神學”。她個人更傾向於沒有宗教基礎的倫理觀。她將大衞·休謨（1711-1776）視為蒙田在"反思、懷疑、機智、自我放縱"的自由思想領域的繼承人，並證明"同情"（共情）倫理已足夠。休謨因無神論被稱為"偉大的異教徒"，但也因其隨和的品性被稱作善良的大衞。但休謨恰恰印證了洛克的論斷：“即使僅在思想中移除上帝，一切都會瓦解”。而休謨未能活着見證法國大革命。

人文主義始於理性、悲憫與共情。斷頭台的設計合乎理性，其高效性亦彰顯仁慈。至於共情，它在分裂受害者的同時，卻讓圍觀者產生共鳴。同樣，19世紀的"科學人文主義"與其時代精神完美契合：技術勝利主義與大眾社會引發的共情矛盾交織。貝克韋爾女士恰如其分地強調了那個充滿希望的世紀中積極的一面，如威廉·馮·洪堡的教育教化理念、約翰·斯圖爾特·密爾在自由主義中對"更深層滿足"的追尋，以及托馬斯·亨利·赫胥黎樂觀的"不可知論"。然而作為人文主義引擎的理性，卻在此刻失靈。

20世紀並未迎來科學人文主義的黃金時代，反而以世界大戰、反烏托邦暴政、死亡集中營和核武器使科學與人性雙雙蒙羞。貝克韋爾女士將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稱為"反人文主義"意識形態。這些制度固然殘暴，但其理論家和實踐者卻深信歷史進步論。他們不需要上帝，儘管其儀式酷似異教復興。無論承認與否，他們都是人文主義的墮落自欺變體。

貝克韋爾女士辯稱，將上世紀的恐怖歸咎於人文主義，就像"説盡管有交通信號燈仍會發生車禍，所以要怪信號燈"。但人文主義者參與建造了這些車輛，鋪設了這條道路。攻擊"人類按神之形象被造"的宗教觀念，等於拆除了道德層面的限速標誌。人文主義者還忽視了古今同行的發現。如古羅馬人所言：人對人是狼。康德寫道，理性無法矯直"人性中扭曲的木材"。貝克韋爾提及雅克·馬裏坦等宗教人文主義者的警告：除非承認"人類的核心是上帝"，否則人類將永遠無法走上正軌。

1945年後，我們更先進的知識分子繼續前行。貝克韋爾女士讚揚弗朗茨·法農呼籲"一種新的、更豐滿的人文主義哲學"。法農告訴前殖民地國家的人民，要恢復他們的人類尊嚴，必須殺死最近的前殖民者。當前納粹馬丁·海德格爾將人從萬物的中心移開時，不是為了恢復上帝，而是為了安裝一個被稱為"存在"的"巨大的不可言喻的某某"。

1966年，米歇爾·福柯津津樂道地説，啓蒙運動的"人"的概念即將"被抹去，就像畫在海邊沙灘上的一張臉"。潮水繼續湧來。貝克韋爾女士警告説，後人類主義者對未來感到絕望並歡迎終結，而超人類主義者則希望科學能讓幸運的選民永生或將他們保存在機器意識的數字琥珀中，這些都會帶來未來的危險。當代世俗人文主義者就像自由黨候選人：在辯論中很有趣，但無法贏得普選。

貝克韋爾女士的著作涉獵廣泛、機智且富有同情心。像《人之可能》這樣的書不可能包羅萬象。人文主義的歷史就是一切的歷史，至少是現代西方的歷史。每個讀者都會有一份應該入選的人文主義者名單。我提出我的名單不是為了抱怨，而是本着人文主義辯論的精神：莎士比亞、黑格爾、愛默生和梭羅，甘地的反帝國主義的放棄，馬丁·布伯的宗教人文主義，奧爾德斯·赫胥黎（《美麗新世界》）和喬治·奧威爾（《1984》），以及約翰·列儂《想象》的情感泥潭，2011年《人文主義者》雜誌將其列為"iPod播放列表中的人文主義讚歌"之首。

格林先生是《華爾街日報》的撰稿人，也是皇家歷史學會的會員。

刊登於2023年3月25日的印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