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尚未消亡》評論：記憶之旅 - 《華爾街日報》

作者的祖母身穿煤礦工作服站在同事中間；安娜位於中央站立圖片來源：巴斯克家族梅根·巴斯克在克利夫蘭一箇中產階級郊區長大，她形容那裏"全然缺乏好奇心"。幸運的是，她恰恰相反——不僅對自己所處的世界充滿好奇，也對她的烏克蘭祖母和母親為前往美國而逃離的那個世界懷有強烈探索欲，更被一種精神激情驅使着去揭開家族多年未解的隱秘。

這些秘密充滿陰霾，許多可追溯至二戰時期。當時烏克蘭民族主義者與納粹結盟，這段歷史（用巴斯克的話説）令人"如鯁在喉"。她説，她的族人"對過往保持沉默自有緣由"。這種緘默在戰後的蘇聯愈演愈烈，烏克蘭人"深刻領教過向錯誤對象吐露太多的代價"。

1982年出生的巴斯克現居紐約，以寫作為生。《烏克蘭尚未消亡》作為她的處女作，核心是講述祖母安娜·馬祖爾的故事。書名取自烏克蘭國歌首句。儘管當前烏克蘭正奮力掙脱普京的鐵蹄，使這個標題格外應景，但巴斯克告訴我們，書名早在俄烏戰爭前就已選定。這段國歌歌詞不僅是對國家現狀的註腳，更讓巴斯克想起烏克蘭如何在她祖母的記憶中"延續生命"——“往往以創傷的形式"存在於祖母移民美國後的漫長歲月裏。

正是通過她的祖母和她的“異國背景”，巴斯克女士開始關注烏克蘭。她和兄弟姐妹們生活在克利夫蘭，物質生活豐富得幾乎令人尷尬，尤其是“衣服多到穿不完”。住在附近的安娜奶奶會把那些最無人問津的衣物打包，寄給遠在烏克蘭的親戚們。在寄出這些愛心包裹後的幾個月裏，巴斯克女士會在安娜奶奶家發現親戚們的照片，並突然認出：“那是我那件彩虹條紋的毛衣！”

在成長過程中，巴斯克女士並不太迷戀烏克蘭這片土地——1966年，安娜奶奶和她的兩個女兒（奧爾加和巴斯克的母親娜迪婭）離開了那裏。娜迪婭當時12歲，很快就融入了美國中西部的生活。相比之下，更不願開口説英語的祖母直到去世都避免在公共場合説英語。心懷不滿的巴斯克女士被迫每週六上午去烏克蘭學校上學，並被拖到克利夫蘭西部邊界外一座洋葱頂教堂參加烏克蘭語禮拜。

教堂是她祖母的社交亮點，在那裏，她“那些步履蹣跚的小個子朋友們會像鴿子發現麪包屑一樣圍着她轉”。直到巴斯克女士進入芝加哥大學，她才以近乎熱情的態度接受了自己的烏克蘭身份。畢業後，她獲得富布賴特獎學金前往烏克蘭，在那裏她沉浸於家族的故事和這個“美麗、不完美、獨一無二的國家”的歷史中。

這個國家如今正逐漸為我們所瞭解，因此巴斯克女士對歷史認知的個人歷程，與我們自己為理解困擾烏克蘭人的地緣政治難題所做的斷斷續續的嘗試有着大致的相似之處。這種理解的一部分是對烏克蘭與俄羅斯帝國長期而複雜的歷史的認識，以及在近代與蘇聯的關係——安娜奶奶和她的女兒們之所以能夠移民（這在當時幾乎是不可能的壯舉），只是因為安娜的父親是美國公民。

他於1929年從加利西亞村莊（位於今烏克蘭境內，靠近波蘭邊境）來到美國。原本計劃只是短暫停留：賺些錢就返回故鄉。但職業抱負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打亂了計劃，使他再未歸鄉。他的妻子（巴斯奇女士的曾祖母）直到1961年才在獲准離開蘇聯前往克利夫蘭後與他重逢。這位昔日的美人經過在西伯利亞勞改營多年的流放已憔悴不堪——1947年，她與女兒安娜及其他家庭成員因被蘇聯當局認定為"不可靠分子”（因其與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安娜的長兄斯特凡有關聯），成為當年10月被流放至西伯利亞的近7.6萬名烏克蘭人之一。

巴斯奇女士的故事錯綜複雜，其研究細節有時令人應接不暇。讀者需要不斷翻閲書首的族譜來釐清人物關係，但這並非負擔，反而讓人在沉浸於這個映照烏克蘭動盪戰時史的家族傳奇時獲得獨特的滿足感。“正是故事的模糊性，“巴斯奇寫道，“讓我感覺其中藴含着值得探究的真相。“在這方面，本書與琳達·金斯勒2022年作品《來此法庭哭泣》相似，後者同樣深挖了一個烏克蘭裔美國家族的晦暗過往。

巴斯奇女士的文筆常顯優美睿智，她筆下的烏克蘭是個充滿矛盾的國度，“既有無數值得驕傲的榮光，也有諸多需要救贖的罪愆”。她的家族救贖焦點逐漸指向1946年離世、年僅23歲的斯特凡（安娜祖母的兄弟）。巴斯奇回憶祖母每每提及他便潸然淚落，家中始終擺放着斯特凡莊重俊朗的相框照片，他的死亡——顯然死於蘇聯士兵之手——被描述得既悲壯又英勇。這張照片"像磁石般吸引着"巴斯奇，但當她凝視影像思索其悲劇命運時，內心總泛起波瀾：“這一切究竟如何發生？”

巴斯克女士如此執着地搜尋烏克蘭和波蘭的國家檔案，以至於其中一家機構的主任——被她的勤奮所感動——在Facebook上加她為好友。這個富有人情味的細節與她揭露的醜陋形成了輕快的對比。斯特凡是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UPA的成員，該組織是由斯捷潘·班德拉創立的政黨的武裝分支。班德拉是一位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在20世紀30年代反抗波蘭對西烏克蘭的統治，並曾（狂熱地）與納粹德國短暫結盟。德國人反對他追求烏克蘭獨立的狂熱運動，二戰期間他大部分時間被關押在德國集中營，之後他在西烏克蘭領導了一場反蘇聯的叛亂。1959年，他在慕尼黑被蘇聯特工用氰化物粉末暗殺。

班德拉的遺產自然充滿爭議。在蘇聯的妖魔化敍事中，UPA由“匪徒”和“德國法西斯的僕從”組成。在獨立的烏克蘭，該組織（以及班德拉）獲得了新的合法性，甚至受到崇敬，尤其是在普京發動入侵之後。由於班德拉是蘇聯乃至如今俄羅斯帝國宣傳中的惡魔，許多人認為支持他已成為抵抗普京的一種方式，並不一定是對班德拉更醜陋的民族主義政治（包括他的反猶主義）的認同。

但斯特凡身上沒有灰色地帶。巴斯克女士發現，她的曾叔父是Sluzhba Bezpeky（相當於蓋世太保的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的一名軍官。波蘭檔案材料顯示，他的工作是圍捕猶太人送往奧斯維辛和索比堡集中營。事實上，斯特凡體現了烏克蘭未能“承認並反思”其最黑暗的歷史篇章。

難怪安娜奶奶會説：“我已經忘記了過去的生活。”但巴斯克女士卻不願放手。她祖母的舊生活是她無法忘記的。

《華爾街日報》撰稿人瓦拉達拉詹先生是美國企業研究所和紐約大學法學院古典自由主義研究所的研究員。

刊登於2023年3月25日的印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