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繆爾·巴伯》評論：揭秘《絃樂柔板》背後的男人 - 《華爾街日報》

塞繆爾·巴伯攝影：戈登·帕克斯/生活畫報收藏/Shutterstock塞繆爾·巴伯（1910-1981）很早就找到了自己的音樂語言。從青年時代起，他的作品就技藝精湛，華麗豐盈卻又不失時代特色，充滿激情的同時被一種優雅的貴族式憂鬱所剋制。

25歲左右時，巴伯已名聲大噪——1938年，阿圖羅·托斯卡尼尼指揮NBC交響樂團在龐大的廣播聽眾面前首演了《絃樂柔板》。這首改編自巴伯兩年前創作的絃樂四重奏核心樂章的哀婉交織的柔板，此後被奉為美國最接近國家哀樂的作品。

巴伯隨後兩次獲得普利策獎——1958年憑藉歌劇《瓦內莎》首度獲獎，1962年又以鋼琴協奏曲再度折桂。1966年，當大都會歌劇院離開其83年的中城舊址遷至林肯表演藝術中心時，新劇院以巴伯精心創作的《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首演揭幕，由利昂泰恩·普萊斯主演。劇本由佛朗哥·澤菲雷里根據莎士比亞作品改編。

而輝煌就此止步。

這位作曲家的傳記作品頗豐，其中芭芭拉·B·海曼1992年所著《塞繆爾·巴伯：作曲家與他的音樂》仍令人稱道，尤其適合希望深入研究巴伯樂譜技術的音樂家。但霍華德·波拉克的《塞繆爾·巴伯：生平與遺產》可能是自安東尼·托馬西尼《維吉爾·湯姆森：走廊上的作曲家》以來最優秀的美國古典音樂家傳記，該書延續了波拉克關於美國作曲家與詞作家（包括阿隆·科普蘭、喬治·格什温和馬克·布利茨坦）的傑出系列著作。

波拉克先生的敍述方式並非完全按時間順序。相反，他在引言中為讀者提供了一種類似菜單的選擇，承諾"通過閲讀第1-4章、第6章、第12章、第15章、第19-20章及結論部分即可獲得完整的傳記概覽"，同時指出其他章節更專注於作品本身的分析。這種安排雖顯體貼卻非必要：因為波拉克先生擅長用通俗語言描寫藝術創作，他對巴伯音樂作品的解析與傳記部分同樣引人入勝。

全書處處可見波拉克先生講述完整故事的執着與好奇心。例如我們不僅得知巴伯曾與父親共同觀看巴斯特·基頓的電影，還了解到那部電影很可能是《巴特勒之戰》。雖然巴伯深受其姑媽——著名女低音歌唱家路易斯·霍默及其藝術歌曲作曲家丈夫西德尼·霍默影響已是眾所周知，但身為休斯頓大學音樂教授的波拉克甚至考證出巴伯在大都會歌劇院觀看的第一部歌劇：1916年日場《阿依達》，當時剛滿6歲的小男孩看着姑媽扮演安奈瑞斯，恩里科·卡魯索則飾演拉達梅斯。波拉克還對西德尼·霍默的作品進行了全面專業的總結，甚至為想深入瞭解的讀者推薦了最近的博士論文。他竭盡全力帶領讀者全方位走進巴伯的世界。

在討論巴伯的同性戀身份時，波拉克直言不諱地指出作曲家、劇作家兼藝術經理人吉安·卡洛·梅諾蒂（1911-2007）——巴伯在柯蒂斯音樂學院的同學——是"他的一生摯愛"。兩人從1930年代同居至1970年代初，巴伯與梅諾蒂很可能是首對公開同性伴侶身份並受邀造訪白宮的人士，他們在肯尼迪遇刺前兩週曾與約翰·傑奎琳夫婦會面。

遲至1930年，巴伯在海外寫給家人的信中仍表現出對女性的浪漫興趣，“不過他很快就放棄了所有這些偽裝”，波拉克先生指出。“梅諾蒂回憶説，無論如何，沒有人打擾他或巴伯的關係，相反，人們對他們的伴侶關係給予了極大的尊重。”

這份深情持續着：梅諾蒂後來成為巴伯的遺囑執行人和主要受益人，並在巴伯臨終時守在他牀邊。“巴伯為自己預留的墓地旁也為梅諾蒂留了一塊”，波拉克先生觀察到，“他囑咐説，如果他的朋友選擇安葬在其他地方，空着的墓碑上要刻着’紀念兩位友人’。“紀念碑至今仍在，但梅諾蒂最終安葬在蘇格蘭的家鄉附近。

巴伯的晚年頗為坎坷。《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的評論令人失望，尤其對如此盛大的製作而言。他的音樂已不合時宜，遂移居歐洲，在那裏修改歌劇新版，酗酒問題日益嚴重，成為他餘生與之抗爭的頑疾。近年來，巴伯最宏大的作品被重新評價，如今普遍認為樂譜中那些悠長的段落仍足以確立或提升任何歌劇作曲家的聲譽。

但巴伯的成熟作品始終與大多數美國同代作曲家（包括或許尤其是梅諾蒂）鮮有關聯。他鄙夷查爾斯·艾夫斯的音樂（“在我看來他是個業餘愛好者，拙劣的拼湊者”）。二戰後在維也納聽完一場全格什温音樂會，他將這位美國同胞貶為"被嚴重高估的作曲家，在這種環境中只顯得幼稚”。對科普蘭，他最多隻能説兩人"對彼此同樣不感興趣”。

這樣的評論並未得到認同——事實上，他的許多同事都真心不喜歡巴伯，認為他刻薄傲慢。儘管如此，當他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回到紐約時，他與一些年輕作曲家建立了密切關係，並且直到病重無法外出前，他仍持續出席新音樂作品的演出——包括斯蒂芬·桑德海姆的《理髮師陶德》（他認為該劇效果強烈但缺乏音樂性），以及菲利普·格拉斯與羅伯特·威爾遜合作的歌劇《海灘上的愛因斯坦》（他觀看45分鐘後便離場）。

巴伯的主要藝術影響幾乎全部來自歐洲——巴赫、貝多芬、勃拉姆斯、瓦格納（後期對其大多持批判態度）、理查德·施特勞斯、西貝柳斯以及早期斯特拉文斯基。他推崇阿爾班·貝爾格的《沃採克》和路易吉·達拉皮科拉的音樂，後者可能是十二音體系作曲家中最具抒情性的一位。巴伯對自己熱愛的音樂偶爾會以格言式評價表達：“如果一個學生能完整抄寫《卡門》總譜，那麼配器法就再無其他可學之處。”

或許倫納德·伯恩斯坦——儘管兩人之間存在微妙戒備，但他對巴伯作品的演繹極為出色——給出了最精闢的總結：“我認為他是柏拉圖式的作曲家，因為在我看來，他所有的音樂創作都遵循柏拉圖所説的絕對理念，堅信世間存在絕對的真理、絕對的美和絕對的正當性，我們必須通過努力去發現這些。“如果説巴伯從未成為風格上的革新者，如果説他從不刻意發展個人化的音樂語法，那麼他正是用自己最得心應手的晚期浪漫主義音樂語言，道出了那些深邃的私人情感。

南加州大學音樂學榮譽退休教授佩奇先生於1997年獲得了普利策批評獎。

刊登於2023年3月25日的印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