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F·巴克利老前輩》評論:保守主義的墨西哥根源 - 華爾街日報
Andrew R. Graybill
老威廉·F·巴克利1918年的美國護照。圖片來源:巴克利家族收藏英裔愛爾蘭政治家兼哲學家埃德蒙·伯克在其1790年的經典著作《法國革命論》中寫道:“當鄰居房屋起火時,把自家消防栓對準自家房頂總不會錯。“一個多世紀後,美國保守派標誌性人物老威廉·F·巴克利——與其同名的兒子之父——對墨西哥革命(1911-1920年)也持類似觀點,既認同伯克務實的治國理念,也擔憂自由主義思潮的蔓延。但與安全身處英國觀察法國大革命的伯克不同,1908年移居墨西哥的巴克利親身參與了這場革命風雲。獨立歷史學家小約翰·A·亞當斯所著《老威廉·F·巴克利:1908-1922年墨西哥革命見證者》一書,雖質量參差卻引人入勝,正是以此為題材。
考慮到巴克利家族與紐約市及其綠蔭郊區不可分割的關聯,1881年出生於得州南部的老巴克利成長經歷或許令人意外。正如其子女後來回憶,威爾(威廉暱稱)與兄弟姐妹在"既無電力、煤氣、電話,也無自來水和冰箱"的貧困環境中長大。但得益於家鄉得州聖迭戈鎮兩千居民中90%的墨西哥裔人口,他們自幼掌握雙語。儘管家境拮据,威爾仍先後取得得克薩斯大學本科及法學學位,不久後便在墨西哥城開辦律師事務所,在兄弟克勞德和埃德蒙協助下迅速拓展石油與地產業務。在獨裁總統波費里奧·迪亞斯持續三十餘年的發展主義政策下,墨西哥的商業環境對巴克利這樣的外國投資者頗為有利。
巴克利在美國僑民社區中的顯赫地位,使他成為1911年迪亞斯政權倒台後墨西哥陷入混亂時,美墨兩國官員間的天然橋樑。他如同變色龍般頻繁出現在關鍵歷史時刻——1913年2月"悲慘十日"期間,當迪亞斯的繼任者馬德羅在韋爾塔將軍的政變中被推翻,引發墨西哥城數千人喪生的暴力浪潮時,他現身美國大使館;1914年4月,他又出現在韋拉克魯斯港,當時美軍登陸該地以攔截運送給已失去威爾遜總統支持的韋爾塔的軍火。據傳他甚至還親歷了1914年12月革命領袖潘喬·比利亞與薩帕塔在霍奇米爾科的歷史性會晤。
巴克利支持韋爾塔政權,曾擔任該政權與美國談判的法律顧問,致力於避免兩國交戰。因此他對卡蘭薩及後來奧佈雷貢的掌權深感憂慮。這兩位領導人都擁護1917年墨西哥憲法,其中第27條主張自然資源國有化並限制教會經濟權力。這些條款令篤信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虔誠天主教徒巴克利震驚不已。在他1919年創立的"墨西哥美國協會"公報中,他譴責墨西哥根深蒂固的"危險的布爾什維克運動”。儘管自稱奉行孤立主義,他仍資助了192年針對奧佈雷貢的未遂政變,最終被驅逐出境。此後他將商業版圖轉向委內瑞拉新興油田,由此締造出未來的跨國集團與金融帝國。晚年他定居康涅狄格與南卡羅來納,1958年辭世。
本書最大的優勢在於其研究的深度與質量。亞當斯先生已著有十幾部作品——大多關於德克薩斯和墨西哥——他出色地運用了原始文獻,尤其是德克薩斯大學本森拉丁美洲收藏館中的資料。他告訴我們,由於巴克利文件混亂的狀態,檔案工作變得複雜,這些文件在20世紀20年代被美國國務院借走,幾年後歸還時已雜亂無章。此外,亞當斯先生還諮詢了幾位巴克利家族成員,包括一位居住在墨西哥城的後裔,以及威爾和妻子阿洛伊絲所生10個孩子中唯一在世的詹姆斯·L·巴克利法官。最近剛慶祝完百歲生日的巴克利法官為本書撰寫了序言,承認墨西哥對家族自我認知的重要性,他寫道:“它不知怎的已滲透進我們的DNA。”
然而,亞當斯的文風並不易讀。即便考慮到墨西哥革命異常複雜——比如1913年墨西哥總統職位如旋轉門般更迭,其中一位國家元首在位時間不足一小時——作者仍預設讀者對事件的熟悉程度超出了普通讀者的合理預期。全書正文僅略多於200頁,幾乎沒有空間提供有益的解釋,同時將一些關鍵事件刪減。其中最重要的是《聖迭戈計劃》,這是1915年的一場收復失地運動,旨在為墨西哥奪回1846-48年美墨戰爭中失去的美國西南部領土。這一陰謀——導致南德克薩斯州墨西哥人遭受殘酷鎮壓——正是在巴克利的家鄉醖釀的,使得這一遺漏更加令人驚訝。
正如他的另一位後代曾説的那樣,巴克利在墨西哥的經歷“加深了他對專制領導者(以及廣義上大政府)的邊疆式懷疑,這種態度深深影響了他所有的孩子。”對於巴克利最鍾愛的兒子小威廉·F·巴克利來説,這無疑是真實的。他在墨西哥城為中央情報局短暫工作後(他也精通西班牙語),於1955年創辦了《國家評論》,該雜誌至今仍是保守主義運動的主要聲音之一。老巴克利從他在墨西哥最動盪時期積累的財富中拿出10萬美元,資助了兒子的這項初創事業。
格雷比爾先生是南方衞理公會大學的歷史學教授,威廉·P·克萊門茨西南研究中心主任。
刊登於2023年3月27日的印刷版,標題為“保守主義的墨西哥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