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國下的村莊》書評:法西斯主義進村時——《華爾街日報》
Dominic Green
奧伯斯多夫的霍厄斯利希特療養院曾收留猶太兒童,之後這些孩子被偷運到瑞士。圖片來源:Pegasus Books德國最南端的村莊奧伯斯多夫坐落在希梅爾施羅芬山下的阿爾卑斯草甸上。1933年3月4日晚,當地納粹黨在希梅爾施羅芬山上點燃了巨大的火焰卐字。次日的多黨選舉將成為德國直到1946年之前的最後一次選舉。《第三帝國的一個村莊》由朱莉婭·博伊德根據該鎮官方歷史改編,展示了一個清醒、傳統的巴伐利亞村莊如何以及為何將命運與法西斯主義捆綁在一起。
德國法律要求每個城鎮都要書寫自己的歷史。安吉莉卡·帕特爾是撰寫1918-1952年奧伯斯多夫歷史的當地人,她在倫敦的一次聚會上遇到了《第三帝國的旅行者》的作者博伊德女士。帕特爾女士將她的研究提供給了博伊德女士。其結果是一部引人注目的道德劇,一部微型史詩,人物刻畫細膩,細節扣人心絃,其殘酷的平凡性令人震驚。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失敗導致了經濟崩潰和政治混亂。1920年,當希特勒在附近的慕尼黑創建他的政黨時,奧伯斯多夫解散了民兵組織。博伊德寫道,當慕尼黑在街頭鬥爭和前衞藝術上進行實驗時,“虔誠的天主教”奧伯斯多夫成為了一個“繁榮的度假勝地”,一個“美麗與和平的避風港”,狩獵小屋和滑雪吸引了政客、貴族、實業家和“來自北方的上層新教徒”。
奧伯斯多夫登山俱樂部從未歡迎過猶太人,但當反猶海報和塗鴉出現時,當地《鄉村與旅遊新聞》卻聲稱這些是"外來者"所為。1924年希特勒因慕尼黑啤酒館暴動入獄那年,這個小鎮新建了足球場、溜冰場和中學。比起每年夏季都來度假的紐伯格法官、總帶着鋼琴前來的林格爾曼大師等猶太遊客,該報更擔憂"穿長褲的厚顏女性"。無論奧伯斯多夫人如何看待猶太人,他們清楚反猶主義"有損生意"。
到1927年,外來者已成內部人士。納粹早期成員卡爾·魏因萊因——一名郵差兼退伍軍人——為山間空氣來到此地。他招募了幾位戰友,包括創建衝鋒隊分隊的煙囱清掃工威廉·迪特里希,以及向希特勒出售庸俗阿爾卑斯風景畫的畫家魯道夫·謝勒。但魏因萊因抱怨村民只認錢。市長宣稱只要付錢,不在乎客人是"基督徒、黑人還是猶太人"。
華爾街崩盤與經濟大蕭條摧毀了德國本就脆弱的經濟。1930年9月,當奧伯斯多夫在赫希酒館舉辦首場納粹演講時,全國大選已使納粹黨成為德國第二大黨。在這個小鎮,他們更是大獲全勝。某些村民或許在赫希酒館那個"浮士德之夜"淪陷了——演講將德國戰敗與屈辱歸咎於法國人、猶太人和布爾什維克。另一些人則視希特勒為解決經濟混亂的答案、民族復興的化身。而對多數奧伯斯多夫人而言,1930年不過是世界最長纜車"內貝爾霍恩線"開通的年份。
1933年希特勒掌權後,前海關官員恩斯特·策特勒來到奧伯斯多夫,對當地市政機構進行納粹化改造。音樂協會在1933年夏季音樂會節目單中清除了猶太元素。各社會團體理事會解散後由原班人馬重組,但開始排斥猶太人,並以納粹黨歌《霍斯特·威塞爾之歌》結束會議。主張包容的旅遊局長赫爾曼·沙爾哈默被控貪污遭解職。慕尼黑北部的達豪集中營正式啓用。
同樣做過煙囱工的鎮長路德維希·芬克在特勞貝酒店講授"猶太人問題"課程。猶太牙醫尤利烏斯·勒温為自己、妻兒取得了美國簽證,而奧伯斯多夫的孩子們加入了納粹青年團。博伊德女士寫道,孩子們不再"打掃牛棚",轉而開始無監管的露營活動,在森林裏的新異教圓形劇場高喊"我們生來就要為德國赴死"。
試圖阻止納粹思想進入校園的校長貝斯勒博士,遭到一名納粹高官女兒的校園霸凌。有個少年向魯普神父保證:“即使作為希特勒青年團領袖,我仍會做個好基督徒。“芬克鎮長在教堂尖塔安裝了發光卐字標誌。失明少年特奧多爾·魏森貝格被帶走毒殺,而鎮長患癲癇的兒子活了下來。除了將猶太兒童偷渡到瑞士的荷蘭女子,村民們都深陷道德泥潭。
《紐倫堡法案》影響"微乎其微”,當希特勒戰事順利時無人抱怨。戰爭前22個月奧伯斯多夫僅6名士兵陣亡。但1941年6月希特勒入侵蘇聯後的17個月裏,死亡人數激增至91人。災難浪潮迅速席捲:達豪分營、希特勒青年團訓練基地、疏散的梅塞施密特工廠在周邊湧現。隨着盟軍轟炸的避難者湧入,酒店改為軍醫院,村民開始抱怨。強制勞工隨處可見,食物日益短缺。一位軍醫悄悄為"非真正納粹"的患者去除SS紋身——這些人現在聲稱自己"是被迫穿上黨衞軍制服”。
博伊德女士報告稱,村議會如今零散的會議記錄中"隻字未提"撤離人員、軍醫院、達豪集中營分營、強制勞動或死者。戰爭結束時,奧伯斯多夫的公民良知已成為"空殼",後果似乎"要麼與他們無關,要麼超出他們掌控"。正如奧伯斯多夫曾出於物質利益轉向納粹,該鎮姍姍來遲的"反納粹抵抗運動"也尋求有序投降,他們關押納粹官員並勸阻法國坦克炮轟村莊。
奧伯斯多夫居民幾乎肯定知道東歐的暴行。博伊德寫道,他們表現出極少的"集體負罪感"證據,卻充滿自憐情緒。就像埃馬紐埃爾·勒華拉杜裏《蒙塔尤》(1975)中的卡特派村民或羅納德·布萊斯《阿肯菲爾德》(1969)中的薩福克居民,奧伯斯多夫的林務員、神父、農民、修女、店主和市政官員既被歷史力量推動,也在其中主動作為。他們既非外國佔領下的合作者,也非清一色的意識形態狂熱分子。他們的納粹主義源於機會主義、怯懦、從眾心理、狹隘和逐利動機的灰色地帶。
1945年後,奧伯斯多夫與納粹雖小卻累積成災的共謀關係成為"最無人願談之事"。芬克市長迴歸了掃煙囱的老本行。
格林先生是《華爾街日報》撰稿人,皇家歷史學會會員。
刊載於2023年4月1日印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