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異迷離時光》評論：從土耳其到西藏的迷幻之旅 - 《華爾街日報》

1974年，土耳其埃爾祖魯姆以東的公路上，前往伊朗邊境的旅行者。圖片來源：Philip Game/Alamy青春時代的旅程將影響我們的一生——它們既是自我蜕變的印記，也是世界變遷的註腳。1978年春天，22歲的加拿大詩人馬克·阿布利獲得羅德獎學金在英國牛津大學就讀期間，決定從牛津出發前往尼泊爾。他將以普通朋友身份陪同一位名叫克萊爾的研究生同行。他們沿着嬉皮之路前進，這條從西歐延伸至南亞的路線，源自赫爾曼·黑塞等作家影響的亞文化浪潮，黑塞曾稱亞洲是"靈魂的故鄉與青春"。從艾倫·金斯堡到披頭士樂隊，這些文化偶像激勵了成千上萬年輕人去體驗印度文化。阿布利寫道：“我們奢侈地享受着凝視這個繁忙星球、思考自身定位的時光，堅信工作機會終會唾手可得。“四十多年後回首往事，他感慨：“那時我生活在一個陌生的國度。我指的不是英國，而是——過去。”

這種時空交疊的視角賦予《迷惘的奇妙時光：嬉皮之路最後一年，從伊斯坦布爾到加德滿都》獨特的共鳴。雖然從埃裏克·紐比到彼得·利維、威廉·達爾林普爾等作家都創作過精彩的亞洲行記，但阿布利的故事兼具即時性與反思性。旅行日記呈現出生動的細節場景，而時間距離讓他洞悉了當年22歲的自己無法理解的荒誕。那個過去是光怪陸離的迷惘年代——但時間本身何嘗不是詭譎難測？他途經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和尼泊爾時見證的幾乎一切，都已被戰爭、革命或自然災害徹底改寫。

年輕的艾布利先生在土耳其東南部旅行時，對當地庫爾德分離主義者知之甚少，後來才瞭解到1915年亞美尼亞大屠殺的歷史。1978年他對伊朗國王的驚鴻一瞥，既透過他當時的記憶稜鏡，也折射在不到一年後爆發的革命中——那位統治者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神權伊斯蘭國家。

艾布利的故事充滿個人色彩卻不沉溺自我，因為它承載着時代變遷的脈絡：“善良能否在意識形態中倖存？宗教如何避免被扭曲成仇恨的工具？特權伴隨着怎樣的責任？最重要的是，如果人類將自然世界摧毀殆盡，文化該如何延續——人們該如何生存？”

“你記的筆記可真多，“克萊爾在旅途初期對他説。習慣記錄見聞的作家們錯過的即時體驗，往往能在日後部分重構。艾布利以幽默智慧做到了這點，其伊朗章節的開篇便可見一斑：“換乘四輛小巴後，我們終於抵達大不里士。”

他的文字比布魯斯·查特文或帕特里克·利·弗莫爾等作家更顯含蓄雋永。這並非加拿大式的禮貌，而是一個成熟男性的謙遜——時而用流行文化雙關語調侃（“自由不過是衣服越穿越少的代名詞”），時而借偉大詩篇隱喻，當他們穿越博斯普魯斯海峽時，“追憶往昔，見證當下，遙想未來”。而未來往往不盡如人意。對國王專制統治的沉思引向波斯波利斯廢墟上的皇家晚宴描寫，據説"安妮公主曾感嘆’我再也不吃孔雀肉了’"。

倘若歷史是一部近乎無休止的暴力記錄，艾布利先生卻避開了煽情手法，常以留白傳遞事件的殘酷。在伊朗古城巴姆，他與克萊爾"頂着午後烈日漫步老城…對這座城的起源、建築和廢棄緣由一無所知。我們更不知道1794年洛特夫·阿里汗在克爾曼長期圍城後，在此被阿迦·穆罕默德汗的士兵俘虜。他遭受的 grotesque 酷刑…罷了，何必贅述？有些暴行極端到複述都失去意義。“當克萊爾和艾布利遇到名叫拉伊斯的伊朗學生時，過往恐怖與巴列維王朝下的偏執生活形成鮮明對比："‘能告訴我，‘他問道，‘那本叫《1984》的書嗎？聽説寫的就是伊朗。’”

旅行者們搭乘滿是走私者的列車進入巴基斯坦，從烤麪包機、洗衣皂到整箱烈酒應有盡有。阿富汗爆發的馬克思主義政變（隨後蘇聯即將入侵）迫使艾布利取消部分原定路線。氣温攀升間，他與克萊爾愈發感受到貧困與人潮：“男人男孩橫七豎八躺在人行道的臨時牀鋪上，更多人蜷縮在無牀可睡的路面紋絲不動。“進入印度後，無處不在的窺視令人窒息——克萊爾持續遭遇男性騷擾與猥褻。這位加拿大青年首次直面全球性的厭女症問題，在無力感中反思西方人"發現世界"的狂妄自大，正是他人的苦難滋養了這種傲慢。“太多渴求神性的陸路旅行者湧入印度，致使靈性供給一度嚴重短缺。“他記述佛教在其發源地的式微（讓位於印度教與伊斯蘭教），對其緩慢復興報以深刻反諷：1974年印度試爆首顆原子彈時，英迪拉·甘地"從拉賈斯坦沙漠收到加密捷報’佛陀已微笑’。“旅程尾聲，這對年輕旅人甚至與甘地夫人有過短暫交談——六年後她將死於錫克教保鏢的槍下。

這是一段幻滅的旅程，但艾布利先生希望，並非所有的理想都會在此過程中喪失。“許多旅行者都渴望改變世界，”他寫道。“我們遲早會發現，是這個世界在改變我們。”

本書的可貴之處在於，艾布利先生的好奇心與同理心並未在旅途中消逝。

梅森先生是一位居住在塔斯馬尼亞的美國作家。他的新書名為《化身與變形：文學能改變我們嗎？》。

刊載於2023年4月1日印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