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特·耶倫將金融恐慌歸咎於他人——《華爾街日報》

珍妮特·耶倫作為財政部長令人失望，若她在中期選舉後離任，本不至於如此損害她的聲譽。她試圖解釋最近金融恐慌的週四演講，堪稱一場將責任推給除真兇之外所有人的精彩表演。

必須承認，耶倫的解釋任務艱鉅，因為這場金融風波本不該發生。她和拜登總統一直向我們保證經濟形勢大好。通脹是暫時的，當她突然不得不承認並非如此時，又聲稱通脹會很快回落。

銀行體系本應因《多德-弗蘭克法案》的監管而堅如磐石——這些法規正是她和其他現任執政者親手製定的。然而如今大型銀行接連倒閉，政府不得不救助未投保儲户，併為資不抵債的銀行資產提供救命稻草。

問題出在哪裏？按照耶倫的説法，硅谷銀行和簽名銀行的倒閉恰恰證明了體系強健。“值得注意的是，這兩起事件都未引發最壞情況——像2007和2008年那樣的金融崩盤，“她在全美商業經濟協會上表示，“很大程度上這要歸功於我們實施的後危機改革。”

難道現在只要不釀成百年一遇的危機，監管就算成功？她顯然這麼認為。但即便是財長也不得不承認，應對銀行倒閉需要"重大幹預"來防止更大恐慌。更諷刺的是，她接着説"這意味着我們還有更多工作要做”。

她這麼説並非指要反思2010年改革失敗的原因，而是主張賦予監管機構更大權力——儘管上次改革已大幅擴權，卻仍未阻止此次危機爆發。

這次問題出在哪裏？她聲稱：“2021年1月總統與我上任時，財政部繼承的金融穩定體系已支離破碎”。果然：又是特朗普的錯。既然所有問題都歸咎於他，拜登政府執政兩年後爆發的這場銀行危機自然也不例外。儘管耶倫女士自詡力挽狂瀾，卻仍未能及時重建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FSOC)的"分析團隊”。

按照這種邏輯，FSOC在2021和2022年度報告中未能評估加息對銀行體系的風險程度便情有可原。看看財政部官網上FSOC主頁對拜登任內工作的描述：

“2021年，理事會確定了金融體系三大關鍵風險：非銀行金融中介、氣候相關金融風險、國債市場韌性。2022年新增第四項優先事項：數字資產風險。”

這些都與硅谷銀行倒閉及中型銀行擠兑事件無關。真正的罪魁禍首是未能有效對沖加息帶來的久期風險。在2022年10月117頁的年度報告中，氣候風險與久期風險所佔篇幅相當。但至少FSOC提及了久期風險，而作為西海岸銀行監管方的舊金山聯儲，其審查員對此風險視而不見則難辭其咎。

耶倫女士接着列舉了一系列她所謂的"未竟事業"——即金融體系中仍構成風險、但她聲稱聯邦政府需要更多權力來監管的領域。貨幣市場基金、開放式基金、對沖基金、非銀行機構、數字資產等等。對於華盛頓監管機構而言，失敗永遠是他們索要更大權力的藉口。

她未提及的系統性風險，正是導致利率急速上升並危及金融體系的根源：引發通脹的財政與貨幣政策過度寬鬆。顯然在耶倫的世界觀裏，長達12年的近零利率政策與銀行等機構選擇承擔金融風險毫無關聯——而這些風險在聯邦基金利率5%和0.25%時呈現完全不同的面貌。

耶倫女士先後執掌美聯儲和財政部主導了這個時代。若實話實説，她就得承認自己政策的過失。

珍妮特·耶倫圖片來源：Ting Shen/彭博新聞刊載於2023年4月3日印刷版，標題為《耶倫的諉過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