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文·格爾什科維奇與我在莫斯科監獄的日子 - 《華爾街日報》
Nicholas Daniloff
尼古拉斯·丹尼洛夫與家人及羅納德·里根總統於1986年10月1日在華盛頓獲釋後合影。圖片來源:Cynthia Johnson/Getty Images1986年8月30日,當我作為《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莫斯科分社社長被克格勃逮捕並誣陷為間諜時,我深知《華爾街日報》記者埃文·格什科維奇及其家人此刻的遭遇。
當時我五年任期僅剩數日。我在公寓附近的公園與一位自認為是朋友的人道別,互贈離別禮物。那輛早前留意到的白色貨車突然停在我身旁,車門猛地拉開,六名男子衝出。一個魁梧男子將我按倒,反剪雙手銬上手銬。
埃文·格什科維奇在西伯利亞葉卡捷琳堡進行報道時被捕,被控間諜罪並羈押於莫斯科列福託沃監獄。這座監獄專門關押莫斯科欲"殺雞儆猴"的要犯——包括著名異見人士納坦·夏蘭斯基與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
我在監獄外排隊拍照時,手中還攥着所謂"朋友"所贈禮物的塑料袋。隨後被帶入審訊室,面對克格勃審問官和英語蹩腳的翻譯。由於我俄語流利,拒絕了翻譯。當時總想快速誠實地解釋自身行為,但事後看來這是戰術失誤。若堅持使用英語,本可拖延甚至破壞審訊進程。
我曾兩次在俄羅斯進行報道工作,相隔20年。1960年代我為合眾國際社工作,80年代則為《美國新聞》效力。在60年代,與普通俄羅斯人交談很困難,因為他們被訓練不與外國人交談。在我第二次駐俄期間,人們更加放鬆,記者能夠更廣泛、更輕鬆地進行交流。但在俄羅斯工作的記者過去和現在都由外交部認證。你會得到一張藍色皮革封面的記者證,被要求時必須出示。在俄羅斯,你經常被要求出示證件。
記者一抵達俄羅斯,克格勃就會建立檔案,並時刻監視你。這在60年代和20年後都是如此,我猜想這種做法今天仍在繼續。他們收集關於你去過哪裏、見過誰、是否是同性戀或其他任何可能在需要時用來對付你的細節。我們過去常開玩笑説,在俄羅斯,打個嗝就足以讓你被捕。有些“封閉”區域你不能前往。你的公寓被竊聽。即使氣温在零度以下,我們也會在外面進行敏感對話。
作為蘇聯出生的猶太移民的美國兒子,格爾什科維奇先生與俄羅斯有家庭聯繫。我是一位俄羅斯將軍的美國孫子,他在俄國革命後逃離。能説俄語的記者可以以其他通過翻譯工作的記者無法做到的方式進行調查——而翻譯通常會向當局彙報。逮捕一位能説俄語且與該國有家庭聯繫的記者,旨在向其他人發出恐嚇信號。
“離俄羅斯遠點,”父親警告我。“布爾什維克才不在乎你的美國護照。如果你去莫斯科,你會被逮捕,最終被髮配到鹽礦。”但這個國家總是吸引我回來——它的人民、它的文化、它在國際政治中的角色。
經過國務卿喬治·舒爾茨和蘇聯外長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的緊張談判,我的案件得以解決。一個月後,我和另外兩名持不同政見的人權活動人士獲釋。我們被用來交換一名在紐約地鐵接收美國機密文件時被抓現行的蘇聯駐聯合國代表團物理學家。多年後,在哈佛大學的一次公開演講中,我有機會向我在被關押期間的蘇聯共產黨總書記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詢問我的案件。他基本上承認,這只是冷戰期間兩國行事的方式。
自冷戰以來,俄羅斯和美國之間的交戰規則發生了巨大變化,尤其是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背景下。華盛頓及其盟友對此實施了一系列廣泛的制裁。國際刑事法院已對弗拉基米爾·普京發出逮捕令,指控他犯有包括針對平民在內的人權侵犯行為。格爾什科維奇案件將如何解決還有待觀察。
在俄羅斯進行報道一直充滿風險。那裏的當局對信息的自由流動從未感到自在,最近還對公眾抗議實施了新的限制。幾家西方新聞機構撤回了他們的記者,以抗議最近通過的法律,這些法律實質上禁止對烏克蘭戰爭進行獨立報道。俄羅斯許多獨立媒體被迫關閉或在國外堅持運營。
我們需要保護和致敬全球各地在艱難危險環境中進行報道的外國記者、攝影師和特約記者。致我的俄羅斯同行埃文·格什科維奇:勇氣。
丹尼洛夫先生於1981至1986年擔任《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莫斯科分社社長,著有《雙重人生:一個俄羅斯》與《間諜與發言人:我的冷戰記者生涯》。
澄清説明:本文已更新,刪除了關於埃文·格什科維奇報道主題的推測。
刊登於2023年4月4日印刷版,標題為《我在莫斯科監獄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