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阿爾文·布拉格對特朗普的起訴辯護——《華爾街日報》

3月31日，紐約曼哈頓地區檢察官阿爾文·布拉格在前總統特朗普被起訴後離開法庭。圖片來源：AMANDA PEROBELLI/REUTERS貴報3月31日社論《潘多拉的特朗普起訴書》很好地描述了這一起訴可能帶來的影響。令我感到困擾的是，你們沒有設身處地為阿爾文·布拉格着想。

這位曼哈頓地區檢察官一直極其審慎，顯然在努力應對將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的行為與州刑法對標的難題。兩名高級檢察官因他對特朗普調查進展緩慢而沮喪辭職，其中一人還就此寫了一本書，這給他帶來了更大壓力。

貴報社論偏離了檢察裁量權的傳統根基。你們明示和暗示的警告主要涉及政治層面。這些觀點都站得住腳，但它們並非布拉格或任何檢察官應該考慮的問題：哪些犯罪行為似乎已經發生？他能否向陪審團證明這些罪行超出合理懷疑？如果難以定奪，被告是否在某種程度上值得同情，或者在其他方面是無辜的？大多數大陪審團成員——普通公民——已經同意這項指控應繼續進行，大概就是基於這些傳統理由。

至於你們精彩描述的政治負面影響，你們能想象將這一因素泛化到每個棘手案件的檢察決策中嗎？這比你們預測的麻煩更混亂，對我們的刑事司法系統更不利。

“打破政治常規”？不，在這個骯髒故事中，美國面臨的真正政治危險是：一位總統候選人竟認為在大選前一個月秘密支付封口費給敲詐者以掩蓋可能影響選情的醜聞是可接受的行為。更不必説他在勝選後還矢口否認參與其中——無論這項起訴是否成立，這都可能為未來候選人樹立一個危險的新先例。

喬納森·戈德斯坦

紐約

刊載於2023年4月5日印刷版《為阿爾文·布拉格起訴特朗普一案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