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全球最低税率的衝擊

拜登政府希望為增税創造一個更安全的世界。這是白宮通過敦促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達成一項新的全球徵税協議所傳遞的信息。該提案目前已獲137個國家支持，將對銷售額超過7.5億歐元的跨國公司徵收15%的全球最低税，並對收入超過200億美元的企業按銷售發生地（而非利潤申報地）徵收利潤税。

不難看出誰將首當其衝承擔這一經濟負擔。兩項税制均未將知識產權攤銷納入計算範圍，且主要針對美國企業——這些企業規模更大、利潤更高，擁有的知識產權遠超國際競爭對手。儘管民主黨控制的國會去年否決了這項税收，但拜登總統如今已帶頭推動國際協議，允許外國在美國國會不徵税的情況下，對美國企業徵收相當於其美國收益税款的税收。

2017年的減税政策將美國聯邦企業所得税率從OECD最高税率35%降至21%，被OECD時任負責人稱為"向平均水平看齊的競賽"。加上州企業所得税，美國目前平均綜合税率為25%，略高於全球23%的平均水平。2018年美國經濟增長2.9%，創13年來最高增速，若非特朗普政府當年發動貿易戰（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此舉使經濟增長損失約0.5個百分點），幾乎可以肯定增長率將突破3%。

既然公司不過是法律架構，那麼“公司不繳税”這一觀點從未受到過嚴肅質疑。如果一家公司無法將税負轉嫁給消費者，那麼負擔就會落在投資者和工人身上。正如預期的那樣，2017年減税政策生效後，2018年實際工資增長比2011-2017年平均增幅高出43%，2019年則高出93%。

持有股票以支付死亡和年金福利的養老基金、共同基金、慈善組織和保險公司——它們擁有約72%的美國股票——在減税後至疫情前的兩年間，其回報率較2011-2017年平均水平增長了22%。2016年大選後，當減税政策明朗化直至疫情爆發前，股票價值年均漲幅是前七年的兩倍。提高公司税預計會產生相反的效果。

拜登就職時曾提議大幅增加1.9萬億美元公司税——是2017年公司税減免預估成本的四倍。但民主黨控制的國會否決了該提案，轉而通過了一項幅度小得多的增税方案，僅籌集了總統計劃中五分之一的收入。如今面對共和黨控制的眾議院，拜登政府提高公司税的唯一希望是利用經合組織協議向國會施壓，要麼開徵該税，要麼眼睜睜看着那些實施全球最低税的國家對美國公司的子公司額外徵税，以實際對其在美國的利潤徵收最低税。全球最低税被巧妙地設定在2025年——即大選後以及2017年減税政策中許多受歡迎條款到期時——生效。

經合組織（OECD）全球最低税協議預計將新增約2360億美元税收，並通過按銷售發生地（而非利潤申報地）分配徵税權，重新分配約2000億美元税款。儘管OECD在該税制上已耕耘十年，該組織與美國財政部仍聲稱無法確定其中有多少將由美國企業——更準確地説，由美國投資者、工人和消費者承擔。

但答案似乎顯而易見：全球25大科技公司中僅2家、財富2000強前25名中僅2家總部位於歐洲，而分別有18家和13家總部設在美國。禁止知識產權攤銷、按銷售地分配徵税權，以及對超大型高利潤企業變相徵收超額利潤税，這些措施註定讓美國企業在全球幾乎所有徵税國承擔大部分税負。牛津大學商業税收中心估算，美國將承擔64%的利潤税，而中國、英國、德國和法國的佔比分別為9.5%、3.8%、1.6%和0.7%。現有證據表明，企業最低税條款的主要負擔同樣將落在美國公司身上。

向無投票權羣體徵税是政府最古老的把戲。但這次主導OECD的歐盟，找到了心甘情願的美國搭檔。其他國家當然樂意接受讓美國人承擔大部分税款的國際税收體系。而白宮對此税制的推崇，既暴露了本屆政府在全球擴張大政府的執念，也彰顯了其提高美國企業税負的迫切。

共和黨人不能袖手旁觀，任由拜登政府利用一項美國人民代表從未批准的國際協議，向國會施壓要求對投資者、工人和消費者增税。這種對行政權力的公然濫用，亟需國會採取行動：否決該國際協議，授權對任何試圖對美國收益徵收此項税的外國行為實施報復性回應，並在最低税率協議廢止前停止美國對經合組織的資金支持。

若拜登政府能與歐洲國家合謀提高美國税率，那麼同樣的手段將歐洲環保與監管政策強加於美國還需多久？近期曝光的聯邦貿易委員會與歐洲監管機構"協同"扼殺美國法院本不允許其阻止的併購案，暗示這一日恐不遠矣。

格拉姆先生曾任參議院銀行委員會主席，現為美國企業研究所非常駐高級研究員。索倫先生是US Policy Metrics政策顧問。

插圖：查德·克勞本文發表於2023年4月7日印刷版，標題為《全球最低税率的勒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