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的妻子》評論：帶着秘密西行——《華爾街日報》

1862年達科他戰爭期間獲釋的美洲原住民俘虜。圖片來源：阿拉米圖片社蘇珊娜·摩爾引人入勝的新作《失蹤的妻子》開篇於1855年6月的羅德島普羅維登斯，一位年輕女子正準備前往西部邊疆。莎拉·巴茨（這個不幸的夫姓）聽聞"西部有正經工作可做，不像廉價週刊上那些酒吧女郎的活計"。但她尋求的並非階級躍升，而是逃離——“我手腕上纏着繃帶，是丈夫用焊槍燙傷的”，莎拉講述這場始於多年前的暴力，那時她母親厭倦了同一個暴徒，“便把他打發到樓上找我”。出身貧寒且在"收容瘋癲窮人的救濟院"長大的莎拉早已歷盡滄桑，但更多風暴正在逼近。似乎每個美國人都在西進，而整個國家正踉蹌走向內戰。

這聽起來像傳統年代劇的序幕，各色人物在歷史浪潮中沉浮。《失蹤的妻子》確實基於1862年蘇族起義期間一位女性的真實經歷，堪稱驚心動魄卻令人不安的冒險故事。但更深刻的是，它刻畫了一位智勇雙全的女性如何在戰爭與野蠻中經受勇氣與良知的殘酷考驗。這與摩爾2012年小説《物件人生》形成迴響——那部以1938年柏林為背景的作品，同樣塑造了堅韌的女主角。讀者或許還會聯想到黛博拉·拉森描寫18世紀賓州女性俘虜的佳作《白人》（2002），以及布萊恩·霍爾重構劉易斯與克拉克遠征的恢弘敍事《我本應與你相伴甚歡》（2003）。《失蹤妻子》雖筆觸私密，卻讓歷史洪流與廣袤大陸的脈動清晰可感。

“隨着我們緩緩西行，語言變得多樣起來，”莎拉在伊利運河上旅行時觀察到，“槍支更多了。男人比女人多……我看見一個駁船工人光頭上閃着紅痕，聽人説那是墨西哥戰爭中被阿帕奇人剝過頭皮。還有另一件事——這裏有印第安人。”（這段通過火車、駁船、汽艇和篷車隊的逃亡之旅，帶着記者快報般的即時性與攝影般的清晰。）金錢細節比比皆是：我們得知，前往芝加哥的驛站馬車費用是篷車隊的兩倍。其他移民的飢餓、疾病與絕望歷歷在目。而草原向着莎拉的目的地明尼蘇達領地不斷延展，每一步都令她驚歎。“太久沒吸收新事物，我不知該把注意力放在哪兒，”她坦言，“不知該如何安放這洶湧的情緒。”

前幾章簡潔優雅的筆調同樣讓我們懸心，只能瞥見莎拉過往的片段——以及她嫺熟的欺騙。“我決定叫莎拉·布朗，”她抵達明尼蘇達州沙科皮鎮時寫道，“或者更準確説是布朗尼。那個‘e’讓它與眾不同。”當一位彬彬有禮的醫生注意到她時（“我想，這會很簡單”），她合法成為了莎拉·布林頓夫人——將重婚這個麻煩問題深藏心底。體面生活由此降臨，還有兩個心愛的孩子。但莎拉的保密習慣依然如故。“沒人真正瞭解我，”她承認，“包括我丈夫……我的生活讓我既天真又粗鄙。屈辱並未昇華我的本性。”

她還有另一個名字：坦卡-維諾欣卡-瓦斯特（Tanka-Winohinca-Waste），在桑蒂人或東達科他人的語言中意為“善良的高大女子”——這些原住民後來成為她家庭中不可或缺又令人好奇的存在。“他們喜歡站在窗前，有時兩三人疊在一起觀察我們，”莎拉記錄道，“用達科他語議論我們，有時還對着我們放聲大笑。”他們常不請自來，要麼討要食物，“要麼純粹來陪我們”。莎拉僱用了三名桑蒂族女性幫傭後，很快就有八人成了常伴。她學習他們的語言，教導他們的孩子，細緻研究他們的習俗，同時冷眼旁觀那些所謂“文明”鄰居的做派。“弗拉納根太太聲稱從報紙上看到印第安人用狗舌頭當抹布，”她譏誚道，“這讓我很驚訝，畢竟我不知道她識字。”

隨着摩爾女士放緩敍事節奏，故事暫歸平靜——莎拉享受着新獲得的安全感，布林頓醫生也顯露出雖不完美但可敬的品格。但暗流正在湧動。1862年，一羣勇士前來索要被劫掠的聖石，“他們在院子裏策動顫抖的小馬轉圈，發出震天的戰吼”。由於政府的欺詐背約，蘇族人很快陷入饑荒。“五千名達科他人聚集在山谷乞求食物，”莎拉寫道，“數百名騎手…在管理局後的野地裏等待，他們瘦削的雙腿緊貼着坐騎凸出的肋骨。”這位敏鋭的觀察者再次捕捉到關鍵細節：“政府每年給每人支付九美元，”她指出，“這與他們賣出的兩千四百萬英畝土地完全不成正比。”布林頓醫生説得更殘酷：“我們從一開始就在屠殺他們。”當血腥衝突迫近時，摩爾女士讓每一頁文字都瀰漫着恐慌與恐懼。

被迫帶着孩子們逃亡的莎拉卻無法真正逃脱。“我看到一團黑雲向我們急速逼近，”她驚恐地記錄道，“火星正墜落在草叢中。”蘇族起義爆發了，殘缺不全的屍體很快遍佈田野。但得益於查斯卡——一個母親曾為莎拉工作的年輕男子，她和孩子們未被殺害而是被俘。這部以零散印象和隱秘揭示挑動讀者心絃的小説，突然將我們捲入漩渦。“三千達科他人和兩百名俘虜在逃亡……形成一支五英里長、一英里寬的隊伍”，當軍隊逼近時，一位蘇族首領宣告：“我們即將赴死……所以讓我們帶着白人同歸於盡。”

悲劇向莎拉和她的蘇族保護者們逼近，隨着危機臨近，小説的節奏幾乎變得一發不可收拾。但即便在此刻，摩爾女士的筆觸依然穩健。在一個緊張氛圍的包圍圈中，她又圍繞莎拉與查斯卡構築了另一重更緊密的聯結，其羈絆之深或許超出了雙方的意願。“最令人不安的是所有事物的陌生感，”莎拉如此描述被俘狀態，“那種感覺告訴我永遠都會如此，而我很快就會忘記曾經的生活。忘記那個我曾偽裝過的自己。”

更危險的是，她可能徹底喪失偽裝的能力。例如當被要求解釋對俘虜者的真實想法時，她的坦誠反而招致懷疑。“我首先想到的是他不可能知道我這一生都在説謊，”莎拉如此評價審問者，“而這次我破天荒説了真話。第二個念頭是我鄙視他們所有人。”就像達科他傳説中那個迷失的妻子，她終將回歸族人身邊——儘管她已無法確定誰才是自己的族人。

蒙多女士是馬薩諸塞州中部的一位作家。

刊登於2023年4月8日的印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