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快車》評論：脱軌的奢華——《華爾街日報》

中國省軍部隊追剿土匪並解救京滬快車乘客。圖片來源：密蘇里州歷史學會在1923年11月的《大西洋月刊》上，露西·杜魯門·奧爾德里奇發表了一篇關於她當年早些時候在中國經歷的奇特遭遇。“在我餘生中，“奧爾德里奇這樣開始她的故事，“當我在談話中’卡殼’時，有個絕妙的談資可以救場：‘哦，我必須告訴你我被中國土匪綁架的那次經歷。’”

1923年5月6日，作為美國金融家小約翰·D·洛克菲勒的弟媳，奧爾德里奇與300名乘客一同登上了北上的京滬快車（現北京）。這列於1922年底投入運營的豪華列車標誌着中國躋身世界豪華鐵路旅行之列，其設施可與歐美任何列車媲美。對於從上海出發的奧爾德里奇等頭等艙乘客而言，列車承諾提供卧鋪車廂的絲綢牀單、餐桌上的銀器與亞麻布，以及維多利亞風格的休息室。

當時中國中央政府軟弱無力，導致擁兵自重的軍閥割據，鄉間旅人常遭土匪路霸劫掠。京滬快車憑藉其鋼製車廂和規模可觀的私人護衞隊，為乘客提供了堅固車廂外那個混亂世界中的安全庇護。

“至少大家是這麼認為的，”駐華律師詹姆斯·M·津曼在《京華快車：劫車匪徒震驚西方並撼動民國》一書中寫道。5月6日凌晨，當奧爾德里奇和同行旅客熟睡時，由25歲的孫美瑤率領的一夥被遣散且未獲軍餉的士兵匪幫，在山東省臨城南部的鐵軌段卸下螺栓導致列車脱軌。孫率領的千人隊伍蜂擁衝入車廂，洗劫財物並綁架了百餘名乘客，其中包括28名外國人——這些外國人多半隻穿着睡衣，被迫在黑夜中徒步前行。

津曼在緊湊的敍事中穿插了人質與綁匪雙方鮮活的細節和令人難忘的人物形象。當年輕匪徒押送奧爾德里奇穿越鄉野時（她把傳家珠寶藏在了拖鞋尖裏），她立即厲聲斥責他們。上海記者約翰·B·鮑威爾很快成為俘虜中的領袖人物，他與孫美瑤那羣烏合之眾談判，試圖理解他們鋌而走險的動機。充滿魅力又理想主義的孫美瑤因對軟弱無能的北京政府和腐敗的山東督軍田中玉（田為掌控山東曾殺害孫的兄長）的憤懣而顯得令人同情。

匪徒押着被俘乘客沿迂迴路線向東穿越魯南地區。他們在一處院落駐紮近一週後，繼續向孫的根據地抱犢崮山區進發。“臨城劫車案”的消息迅速傳遍全球，引發一系列外交交涉與談判嘗試。隨着時間推移，孫美瑤明確提出要求：山東駐軍撤離，並讓他的部下重新加入正規軍。

奧爾德里奇是那羣在混亂跋涉中成功脱離隊伍的俘虜之一。孫美瑤及其主要同謀劉破鑼釋放了其他俘虜，並傳達了土匪們願意和解的條件。北京政府拒絕了田中玉辭去省長職務的提議，這反而讓他更加膽大妄為。田的武裝部隊繼續追捕土匪團伙。多位外國調解人試圖介入，包括美國"調停人"羅伊·安德森——他作為傳教士之子在中國長大，十年前曾參加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軍。雙方都毫無讓步之意，人質事件演變成一場曠日持久的對峙。

隨着時間一週周過去，留在抱犢崮山上的數十名人質逐漸適應了包含諸多生活便利的日常安排。這些便利得益於上海廣告主管卡爾·克勞的協助，他自封為"美國援救團"團長，建立了一條土匪允許向俘虜運送物資的補給線。每天，工人們徒步往返24英里，運送生活必需品（食物、衣物、水）和小奢侈品（雪茄、書籍、相機）。克勞還設立了"匪巢郵政”，使人質與家人得以書信往來。

1923年5月22日，北京政府終於命令田中玉撤軍，僵局打破出現轉機。孫美瑤最終同意進行談判，由羅伊·安德森擔任中間人。談判緩慢而艱難地推進，最終在37天的囚禁後，最後八名外國人質獲釋。

然而，與最終通過談判在一個月後獲釋的中國被劫乘客相比，外籍人質數量較少。由於齊默爾曼先生所能獲取的史料有限，《京華快車》主要聚焦於最著名的外國乘客，而中國人質則面目模糊。這一事件在中國影響深遠，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它直接導致北京政府倒台，並標誌着中國在隨後十年間徹底陷入軍閥混戰的局面。

無論是孫美瑤、郭其才，還是他們麾下絕大多數土匪，都沒能活着見證這場劫車案的最終結局。雖然安德森談判達成的協議承諾赦免所有參與者，但臨城劫車案讓中國在國際社會顏面盡失。當輿論焦點轉移後，中國軍方領導人實施了"軍閥式正義"，處決了孫、郭二人以及數百名阻截豪華列車行程的底層士兵。

坎寧安女士是密歇根州安娜堡市的現代中國歷史學者兼作家。

本文發表於2023年4月10日印刷版，原標題為《脱軌的奢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