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界的激進者》評論：阿爾弗雷德·拉塞爾·華萊士的進化論 - 《華爾街日報》

托馬斯·西姆斯所繪《阿爾弗雷德·拉塞爾·華萊士》(1863年)。圖片來源：布里奇曼圖像庫作為常被譽為自然選擇"共同發現者"的進化論理論家，阿爾弗雷德·拉塞爾·華萊士的人生起點與其更富有、更著名的同行查爾斯·達爾文截然不同。200年前出生於威爾士的華萊士，其父母雖求知若渴卻家境貧寒，迫使他14歲便輟學。跟隨兄長擔任測繪學徒期間，他走遍英國各地，既目睹了工業發展的嚴酷現實，也領略了鄉村的自然奇觀。

正如詹姆斯·T·科斯塔在內容廣博而富有洞見的傳記《天性激進》中指出，華萊士青年時期的遊歷經歷還使他接觸到了機械學院——這種集圖書館、理工學院和社區中心於一體的學習機構在19世紀中葉的英國蓬勃發展。科斯塔將機械學院描述為"科學、政治與社會改革並重的知識殿堂"，華萊士正是在這裏首次接觸到社會主義慈善家羅伯特·歐文的烏托邦思想，並參加關於催眠術的講座，由此萌生了對神秘學的興趣。

華萊士的擁躉常將其視為達爾文的映襯者：後者1859年出版的《物種起源》成為生命科學的奠基之作。誠然，華萊士在1858年搶先一步，將精闢闡述自然選擇概念的論文寄給達爾文，促使後者匆忙壓縮整理自己醖釀多年的理論予以發表。但科斯塔強調，達爾文並未虧待華萊士，華萊士本人也從未爭奪該理論的優先權。

華萊士的發現源於一段與達爾文平行卻背景迥異的長久思想歷程。儘管他熱忱捍衞招魂術、降神會與靈媒，但其科研成果之卓越令試圖否定他的同僚無從置喙。科斯塔先生指出，正是華萊士身上"反傳統的特質"——而非與之對抗——才使他得以產生最偉大的洞見。

1844年，21歲的華萊士在萊斯特機械學院結識了出身相似的亨利·沃爾特·貝茨。貝茨已收集了大量甲蟲標本，華萊士便與他共同開展田野調查，並圍繞物種演變這一爭議性理論展開激烈辯論。物種演變論與當時主流觀念相悖——後者認為造物主事無鉅細地設計了每個生物以適應特定生態位，而前者則暗示存在無為而治的神明，甚或根本不存在神明。華萊士認為，只要研究足夠深入，甲蟲或許能解答這些疑問。

兩人制定了遠征南美的宏偉計劃，打算通過向博物館和私人收藏家出售甲蟲標本籌措旅費。科斯塔寫道，這兩個年輕人矢志"為當時重大科學議題作出貢獻"，尤其是物種起源這個謎中之謎。

在巴西期間，華萊士不慎射傷自己的手，又屢患瘧疾，但即便在最惡劣環境下仍堅持採集標本並持續探索。與貝茨分道揚鑣後，隨着弟弟愛德華的加入，華萊士第二年正式開始亞馬遜考察。當他艱難深入巴西內陸時，已能像研究植物甲蟲般專業地分析棕櫚樹與鳥類。他素描午餐食用的魚類，近乎強迫症般進行測繪與製圖。

正是在華萊士難得的閒暇時刻——通常因傷病被迫停歇時——那些理論構建與綜合思考才得以湧現。他開始記錄規律（例如為何藍金剛鸚鵡在河流某段繁盛而在另一段罕見），這些觀察為他後來關於物種形成與地理分佈的學説埋下了種子。他在巴西的四年以雙重悲劇收場：愛德華因黃熱病去世，歸航船隻失火又焚燬了他所有的標本與筆記。華萊士在救生艇上漂流十天後，被一艘過路貨船救起。他清醒地意識到，原本因這次成果豐碩的遠征而幾乎板上釘釘的英國科學生涯，此刻已岌岌可危。

回到英格蘭不足一年，華萊士又籌劃起新的航程，將目光投向新加坡與馬來羣島。他在倫敦科學界的表現超出預期——出版了關於棕櫚樹的專著，發表了關於猴類的論文，繪製的地圖更讓皇家地理學會為之傾倒。但科斯塔寫道，“夢中無限的熱帶風情"再次"向他招手”，而物種演變始終是他魂牽夢縈的主題。

阿爾弗雷德·拉塞爾·華萊士繪製的亞洲鳥類草圖。圖片來源：詹姆斯·T·科斯塔提供在馬來羣島考察期間，華萊士將物種與地理的實地觀察相結合，記錄物種分佈模式，期望由此洞見物種形成的過程及其背後的驅動力。從婆羅洲北岸的砂拉越，他給倫敦的代理人寄出了首篇開創性論文，主張每個物種"都在時空上與先前存在的近緣物種同時出現"。華萊士描述的正是進化過程。達爾文對此文印象深刻——“我幾乎認同每個字”，他告訴華萊士——或許還帶着些許不安。二十年來，他通過在家中嚴謹研究現存與滅絕的藤壺，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探索着相同的問題。

一片如今屬於印度尼西亞的熱帶草原景象，讓華萊士產生了第二個重大發現。在樹木通常佔據主導地位的熱帶地區，草原是如何形成的？他的地質學知識幫助他拼湊出了答案。正如科斯塔先生總結華萊士的思考：“廣闊的草原是地質抬升引發的競爭動態的結果。當快速隆起的地勢將曾經的淺海變為泥濘平原時，”草類率先抵達並佔領這片區域，使樹木無法紮根。華萊士意識到，正是同樣的競爭動態推動着物種變化。一切生命都在為生存而鬥爭。

1858年，35歲的華萊士將他的見解整理成另一篇論文，直接寄給了達爾文。科斯塔寫道，這篇論文“像炸彈一樣”震撼了達爾文。但華萊士並非如達爾文所擔心的那樣尋求獨佔功勞。他最渴望的，是在最終返回英國時獲得達爾文這樣的傑出人士的“相識與幫助”。他在亞洲又待了三年，收集標本並完善他的想法。

科斯塔巧妙地處理了這位年輕社會主義者的矛盾：他利用帝國的基礎設施為自己謀利。在巴西，當地商人、土著僱工和奴隸承擔了大部分繁重工作，而在亞洲，他則受到歐洲準獨裁奴隸主的庇護。科斯塔發現，每當他的主人涉及奴隸制時，華萊士的批評就會變得沉默。與此同時，他對經常招待他的土著人民的描述大多充滿讚賞，細緻地觀察了他們的音樂、藝術、語言和儀式。

科斯塔認為，華萊士早年對烏托邦主義者羅伯特·歐文的崇拜，使他預先形成了"一種盧梭式的對所謂文明社會現狀的不滿"，這讓他比大多數歐洲同代人更傾向於認同土著生活方式。科斯塔提出，同樣的傾向也使華萊士在科學領域持反體制態度：為何一個人的觀察就該比他人的更有價值？這種立場為他回到英國後招致了麻煩。

科斯塔寫道，在南美和亞洲度過整整十二年後，華萊士"被倫敦科學界完全接納並受到熱情歡迎"。達爾文成為他的支持者和同事，華萊士也不遺餘力地推廣達爾文及其學説。但他對一些矛盾立場的接納使這段關係變得緊張。華萊士自幼便拒絕傳統基督教世界觀及任何調和聖經與科學事實的嘗試，卻無法抗拒與靈界溝通的渴望。更甚者，他後來提出人類大腦這個器官過於非凡，不可能是自然選擇塑造的結果，應屬特例。這些觀點對達爾文而言都是不可接受的。

科斯塔指出，招魂術在19世紀風靡一時，且華萊士與許多同代人一樣，早年就因疾病失去了摯愛的兄弟姐妹。作者認為，華萊士對招魂術的接納與其長期秉持的理念並不衝突。科斯塔主張，招魂術的倫理教義與他追求平等和社會公正的理想是相契合的。

科斯塔先生曾造訪過華萊士生活與工作中許多關鍵地點，他以熟稔的筆觸描繪了從亞馬遜支流"咖啡色漩渦"到"瀰漫着無數億發光生物集體光芒"的加勒比海等一切。對於初識華萊士的讀者，他的傳記提供了絕佳的入門指南；而對於那些自以為已瞭解華萊士的讀者，這更是一幅啓示性的肖像畫。

史密斯女士是自由科學作家，著有《被盜的世界：爬行動物、走私者與詭計的故事》。

刊載於2023年4月15日印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