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倫·克勞成為針對克拉倫斯·托馬斯抹黑行動的"附帶損害"——《華爾街日報》

達拉斯

近來的美國政治就像一場無休止的——請原諒這個不恰當的用詞——“去合法化"遊戲。其目的不是讓選民相信政治對手是錯誤的或被誤導的，甚至不是説他愚蠢或撒謊，而是向志同道合者保證他在公共領域沒有合法地位，並儘可能將其驅逐。

這種"去合法化"的套路已司空見慣，以至於人們很容易忘記它們有多麼反民主：政治正確，以及最近興起的取消文化；發明"恐懼症”（恐同症、伊斯蘭恐懼症、跨性別恐懼症）將異議污名化為精神疾病；肆意指責他人是種族主義者、厭女者、法西斯分子或白人至上主義者；當然還有隨意影射任何不認可的政治人物涉嫌犯罪。

“去合法化"政治起源於左翼，源自20世紀試圖推翻自由資本主義制度的集體主義意識形態，後者根本不承認前者的合法性。但如今美國右翼也有相當一部分人沉迷於此。唐納德·特朗普正是以彼之道還施彼身而掌權——就像對手對待他（以及此前對待小布什）那樣，將政敵視為事實上的非法存在。特朗普聲稱墨裔法官無權裁決他的案件，或拜登勝選存在舞弊，這些説法或許不實，但絕非孤例。

每當共和黨總統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時，“去合法化"的衝動就會達到最醜陋的境地。在確認聽證會上，除約翰·羅伯茨略有例外，現任最高法院所有保守派大法官都被指控行為不端，或持有極端倒退的觀點而不配任職。在批評者看來，這些法官不僅是錯誤的，更是邪惡的。

儘管誹謗者百般阻撓，最高法院保守派仍以6比3的微弱優勢佔據多數，如今針對現任大法官乃至最高法院本身的合法性質疑愈演愈烈。近期媒體標題層出不窮：《最高法院新任期在合法性質疑中開啓》（華盛頓郵報）、《最高法院面臨合法性危機？》（紐約時報）、《最高法院深陷自我合法性之爭》（CNN）。這些報道顯然意在催生它們佯裝客觀報道的"合法性危機”。

最近，質疑者再次將矛頭對準克拉倫斯·托馬斯大法官——這位近代首位因個人操守指控而遭遇提名阻力的最高法院提名人。儘管這些指控在調查中不攻自破，但諷刺的是，如今那些聲稱擔憂最高法院合法性的人，仍將這些未經證實的指控當作事實反覆炒作。

去年多家媒體將托馬斯夫人描繪成右翼活動家，這雖屬公允評價，但暗示其政治立場影響丈夫司法公正性的説法卻查無實據。最新指控則圍繞托馬斯大法官與富豪好友哈蘭·克勞的交往——這位達拉斯地產商多次招待托馬斯夫婦進行超出常人消費水平的旅行，左傾媒體ProPublica本月宣稱大法官未依法申報這些招待涉嫌違法。

該報道並未提及，根據當時生效的法律，托馬斯大法官本無需申報這些旅行。此外，ProPublica報道中關於不當行為的廣泛暗示也令人費解——克羅先生從未在最高法院審理的任何案件中擔任當事人。記者們指出"法院會定期審理直接影響房地產行業的重大案件”，但這種牽強的推論刻意迴避了托馬斯大法官在這些"定期"案件中的裁決立場，更不用説這些裁決可能如何間接影響克羅先生的利益。

後續報道指出，克羅先生以約13.3萬美元購買了佐治亞州薩凡納的一處房產（托馬斯大法官母親的住所）及兩塊空地。克羅先生在聲明中解釋，他購買這些物業旨在建立"紀念我國第二位黑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博物館"。若您讀過托馬斯大法官2007年的自傳《我祖父的兒子》，就會覺得這個理由完全合理。某自詡"道德監督機構"要求展開調查，指控托馬斯大法官在交易披露中存在欺騙行為。

但正如我的同事詹姆斯·塔蘭託所揭示，ProPublica的報道嚴重誤讀了證據。托馬斯大法官確實應當申報這筆交易卻未申報，但申報指引表述模糊，這屬於無心之失。所謂欺騙性披露不僅完全不存在，而且涉及的根本是另一處房產。

抹黑托馬斯大法官的企圖已演變為對其友人克羅先生的詆譭。克羅先生是一位資深歷史文物收藏家：書籍、手稿、雕像、各類器物應有盡有。本週我造訪其宅邸時發現，他的檔案室與圖書館規模驚人且種類繁多，藏有約1.5萬冊書籍和5000份手稿。其眾多收藏興趣之一便是政治領袖畫作——牆上懸掛着温斯頓·丘吉爾、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約翰·肯尼迪及其好友喬治·W·布什的原作油畫。未予展示的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兩幅畫作，這些與其他納粹德國時期的物品一起歸檔保存，以供歷史研究之用。

克勞先生收藏的這些物品，使得多家左傾媒體得以將他描繪成某種納粹狂熱分子。再次列舉一些標題：《華盛頓人》的"克拉倫斯·托馬斯的大富翁贊助人收藏希特勒文物"、《Inside Edition》的"克拉倫斯·托馬斯的富豪好友哈蘭·克勞收藏納粹物品"、《滾石》雜誌的"克拉倫斯·托馬斯家族從痴迷納粹的億萬富翁處獲得13.3萬美元"。伊恩·米爾希瑟和埃利·米斯塔爾等幾位同樣無良的評論員，在推特上大肆誹謗克勞先生是納粹同情者。

在老帕克蘭——這個由克勞先生擁有的美式主題辦公園區與研究基地，他向我介紹了這裏定期舉行的辯論活動。我們首先在園區咖啡館落座。

“我們邀請過許多演講者，“他説，“小布什總統多次在此演講，比爾·克林頓也來過。貝託·奧魯爾克曾到訪。[眾議院少數黨領袖]哈基姆·傑弗里斯也在此發表過演講。“他略帶歉意地表示，達拉斯商界傾向共和黨，因此老帕克蘭"邀請的中間偏右演講者可能相對更多些。但我們的演講者非常多元。”

克勞先生顯然不習慣接受媒體採訪。他表示同意對話是因為某些有影響力的人正通過散佈惡劣言論來試圖傷害托馬斯大法官。“我意識到自己只是連帶傷害，“他説。

克勞先生帶我參觀了整個園區。他向我展示了無數畫作、雕塑、文物和石刻名言：哈麗特·塔布曼的雕像、托馬斯·傑斐遜的裱框信函、托克維爾的金石銘文、小馬丁·路德·金的委託畫像、萊特兄弟的油畫——令人眼花繚亂的展品接連不斷。

人們可能會認為，這並非指控加密法西斯主義的理想素材。

當我們走過一排踏腳石時，他低頭看着石頭説：“這簡直愚蠢。“我理解他所説的"愚蠢"是指出於善意卻嚴重誤入歧途。他指着我們腳下的花崗岩石塊——每塊石頭都嵌着長方形的大理石牌，上面鐫刻着政治哲學名著的扉頁圖案：一塊是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另一塊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或許有些洛可可式的浮誇，但我不認為這稱得上愚蠢。

在校園鐘樓下，我們來到一個類似小型議會廳的空間：兩側各有三排階梯式的木桌和皮革軟椅，中央是演講台。牆上裝飾着更多古人的箴言——李維、馬可·奧勒留。“這是辯論廳，“克勞先生説，“至少我們這麼稱呼它。這裏舉辦各類辯論，只要是理性的人都可以參加。”

理性？比如哪些人？“我們邀請過康奈爾·韋斯特——他是我的好友——還有普林斯頓的羅比·喬治。他們來過三四次。這類人物。”

克勞先生表示不喜歡談論自己，尤其對媒體，我開始相信他的話。他身上有種令人卸下心防的謙遜，在超級富豪中實屬罕見。儘管舊帕克蘭校區充滿華麗的學術氣息，克勞先生並不自詡為知識分子或學者。“我是做房地產的，“他説，“我對建築規範很在行。“那些鐫刻在牆上的塔西佗、麥迪遜和托克維爾名言呢？“我們請學者幫忙挑選。我可沒聰明到能搞定這種事兒。”

他解釋道，作為一名慈善家，他的目標是促進文明的觀念交流。“我認為對所有人來説都很明顯，文明對話已經崩潰了，“他説。“美國人喜歡談論美國，辯論成為美國人的意義。我們過去能夠充滿活力地進行這種討論，但現在這種討論正在瓦解。因此，任何我能做的，任何有思想的公民能做的，以促進迴歸高質量、禮貌的文明對話——那將是我們所有人的巨大勝利。”

後來我們參觀了克勞先生在Highland Park的房子。除了丘吉爾、艾森豪威爾等人的畫作外，他還向我展示了我所見過的最大的個人圖書館。在一個大約80英尺長的房間裏，兩層紅木書架幾乎全部擺放着關於美國文化和歷史的書籍和手稿。他希望我看到的其中一個部分是關於美國猶太文化的。

克勞先生將其視為一個研究圖書館，並向學者們開放。“我確實相信，如果你要講述任何事物的故事，在這種情況下是美國的故事，你必須如實講述，包括其中的缺點，“他坐在圖書館裏説。“我們有很多缺點。我儘量在這裏收藏那些坦誠揭示我們缺點的資料…有關於日裔美國人拘禁的資料，有關於長期存在的多種形式的種族主義的資料。”

在附近，克勞先生向我展示了亞伯拉罕·林肯的一份手寫手稿，一份關於奴隸制錯誤的邏輯推理筆記，以及喬納森·愛德華茲的小冊子《奴隸貿易的不公正與失策》的早期版本。

“我們擁有大量關於廢奴主義者的資料，”克勞先生繼續説道，“全都在這裏。我們唯一不涉及的就是好萊塢和體育。那會太過頭了。”

午餐後——火腿火雞三明治和水果——我們回到他與托馬斯大法官的友誼話題上。他指出他們在政策上並非總是一致。“聽着，我是個温和的共和黨人，”他説，“我其他一些共和黨朋友認為我太軟弱，但我就是我。我算是傳統喬治·布什那種類型的共和黨人。這是我的信仰體系。所以我做我相信的事。我也支持一些温和的民主黨人。”

他稍作停頓，然後説：“這並不太重要，但我適度支持選擇權——支持孕早期墮胎。這是我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所以當人們説我想影響最高法院的人時，我會説，如果我真想這麼做——雖然我沒有——那我做得並不好。”

隨着談話深入，他對自己缺乏對大法官影響力的討論變得更加激動。“我們討論政治嗎？當然討論。我們討論體育。我們談論比賽或其他什麼。但我影響他了嗎？見鬼，沒有。我對他在那些事情上的判斷比我自己的尊重得多。實際上我可能稍微温和一些，但我們不聊那些廢話。我是説，我為什麼要那麼做？”

克勞先生打了個比方。“假設你是個職業高爾夫球手，”他指着我説，“讓我坐下來跟你講高爾夫，那太蠢了。我可沒法教你打高爾夫。”

克勞先生房子後面可能是美國最奇怪的花園。沿着步道零星散佈着20世紀共產主義領導人的雕像——有些小巧，有些巨大：弗拉基米爾·列寧、約瑟夫·斯大林、貝拉·昆、胡志明、毛澤東、尼古拉·齊奧塞斯庫、菲德爾·卡斯特羅、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等。它們都曾矗立在共產主義國家的公共場所，但在蘇聯解體後被推倒或悄悄移除。其中幾座雕像遭到損毀，被現實中原型人物的受害者們破壞了面容。貝拉·昆的水泥鼻子不見了，可能是1989年雕像倒下時匈牙利人的錘子或球棒所致。

克勞先生合法購得這些雕塑——他特意強調這一點——並將它們運至美國。為何如此？“我知道這很怪異，”他説，“但我堅信我們必須銘記這些政權對其人民所施暴行。若不銘記，又當如何？”

他説得對——這座花園確實怪異。但有其道理。這些灰暗雕像所代表的叛亂者與獨裁者都曾認定：任何反對其革命計劃的人，在他們試圖創建的新平等社會中都無立足之地。革命反對者皆無合法性可言。結果便是大量附帶傷害。

斯威姆先生是《華爾街日報》社論版撰稿人。

哈倫·克勞插圖：芭芭拉·凱莉刊載於2023年4月22日印刷版，原標題為《抹黑運動的"附帶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