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麼導致了政治兩極分化——《華爾街日報》

從大多數指標來看，美國比我196年首次投票時更加兩極分化。而在政治上，最重要的兩極分化類型是地理上的。

在1976年吉米·卡特與傑拉爾德·福特勢均力敵的選舉中，有20個州的勝負差距在5個百分點以內。到2000年阿爾·戈爾與喬治·W·布什再次展開激烈角逐時，僅有12個州屬於這一範疇。這一數字在2016年降至11個，2020年進一步縮減至8個。在此期間，鮮有州變得更具競爭性。相反，大多數紅州更紅，藍州更藍，而許多搖擺州則明確倒向某一政黨。

縣界與州界幾乎同樣穩定，縣內的極化趨勢同樣顯著。就在1992年，38%的選民生活在民主黨或共和黨領先優勢至少20個百分點的縣。到2016年，這類選民比例已升至60%，且這一趨勢在2020年似乎仍在延續。

在此背景下，競爭性國會選區數量急劇下降並不令人意外。根據庫克政治報告的戴維·瓦瑟曼統計，1999年有164個席位的得票率與全國政黨平均支持率在5個百分點以內。如今這個數字已減半。每屆選舉都保持競爭性的"超級搖擺席位"數量同期下降了58%，從107個減少到45個。超過80%的選區，其結果實際上由占主導地位的政黨初選決定——這類選舉通常投票率低，且由立場最堅定的選民主導。

地理極化現象的主要驅動力之一是美國城鄉差距的不斷擴大。康奈爾大學學者蘇珊娜·梅特勒和特雷弗·布朗的新研究揭示，就在三十年前，美國總統大選中城鄉投票模式仍高度趨同。1996年堪薩斯州共和黨人鮑勃·多爾在農村地區的得票率僅比城市高出3個百分點。而到2020年，唐納德·特朗普的城鄉得票差擴大到21個百分點——他在農村獲得64%選票，在城市僅獲43%。

若將此歸因於南方政治版圖重組則失之偏頗。雖然美國南部的城鄉投票差距確實擴大到18個百分點，但中西部（22個百分點）和西部（20個百分點）的差距擴張更為顯著，東北部也達到15個百分點。

梅特勒和布朗指出兩大驅動因素：首先是城鄉經濟命運的分野。自1980年代以來，製造業對農村經濟的重要性始終是城市的兩倍。2000年後製造業崗位的萎縮對農村造成毀滅性打擊——許多小鎮嚴重依賴單一工廠，廠區關閉便引發難以逆轉的衰退螺旋。

1970年城鄉教育差距尚不顯著，如今城市居民擁有學士及以上學位者佔比35%，農村僅21%。這解釋了為何城市更能把握信息經濟機遇：2000年以來全美94%的新增崗位集中在城市縣，同期近半數農村縣出現崗位淨流失。類似地，本世紀以來城市縣人口增速是農村縣的兩倍多，41%的農村縣遭遇人口負增長。當農村居民感嘆被時代拋棄時，這些數據就是最殘酷的註腳。

作者們指出，推動城鄉政治分歧的第二大力量是政策日益全國化的趨勢，許多美國鄉村居民認為，這是受過教育的城市美國人試圖在種族、民族和性別認同、環境、教育、槍支所有權、移民和宗教自由等問題上強加他們的精英觀點。隨着城市影響力在民主黨內的增長，美國鄉村居民團結在共和黨身後以示抵抗。

這些學者表明，我們不必在經濟和文化之間做出選擇來解釋美國城鄉之間日益擴大的政治鴻溝。近幾十年來，美國經歷了作者所稱的“連續極化”，鄉村經濟衰退使美國鄉村居民更容易接受共和黨關於文化抵抗的信息。

如果梅特勒女士和布朗先生是正確的——他們的分析是我見過的最平衡、最有説服力的——我們當前的兩極分化是經濟和文化結構轉變的結果，這些轉變不會迅速或輕易逆轉。

2019年10月1日，位於路易斯安那州拉普拉斯的Bayou鋼鐵集團關閉的鋼鐵廠。圖片來源：Gerald Herbert/Associated Press刊登於2023年4月19日的印刷版，標題為’政治兩極分化的驅動力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