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指控與外交官會面的報紙編輯從事間諜活動——《華爾街日報》

中國記者董鬱玉在日本，其家人提供的未註明日期照片。圖片來源：董氏家族新加坡——據董鬱玉家屬首次就該案公開發表聲明稱，這位中國資深記者因與日本和美國的外交及學術人士交往而面臨間諜指控。北京當局已將其羈押逾一年。

董鬱玉，某中共黨報高級評論員兼編輯，據其家屬週一發佈的聲明，他於去年二月在北京中心城區一家餐廳與一名日本外交官會面時被拘押。

董鬱玉家屬表示，該日本外交官經數小時問詢後獲釋，而董鬱玉自那時起一直被羈押。檢方以間諜罪對董鬱玉提起公訴，其家屬三月被告知案件已移交北京某法院審理。家屬稱這些指控純屬捏造，很可能是為了壓制異見。

家屬表示尚不清楚董鬱玉案何時開庭。根據中國法律，間諜罪可判處重刑，較輕情節處三年至十年有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者可判無期徒刑。若被認定造成特別重大危害的特別嚴重犯罪，可判處死刑。

董鬱玉家屬堅稱他既非間諜也未充當外國代理人。親友描述董鬱玉與美日學者、記者及外交官持續二十餘年的交往始終公開透明，屬於中國多年來鼓勵的正常思想文化交流範疇。

董家人在聲明中表示，他們認為中國當局可能試圖壓制知識分子，阻止他們與外國人接觸。一位家屬稱，董先生的拘留令人震驚，因為政府此前並未對他與外國人的交往提出異議，而間諜指控似乎正是基於這些交往。

60多位現任和前任外國學者及記者簽署了一封公開信，呼籲中國政府"重新考慮對董先生的嚴厲指控"，並表示"在與他的交往中從未有過任何隱瞞或間諜行為的跡象"。

“如果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要建立富有成效、開放和穩定的關係，與董先生這樣的人會面是必不可少的，“公開信稱。“如果這些會面可以被用作中方從事間諜活動的證據，誰還會願意來中國與中國記者、學者或外交官會面？”

3月北京《光明日報》報紙。照片：Mark Schiefelbein/美聯社據家屬透露，本月剛滿61歲的董先生被關押在北京南部的一個拘留中心，在那裏他可以與律師交談，但被拒絕與親屬見面。家屬稱，在拘留的前六個月，董先生被採取了一項禁止嫌疑人與外界接觸的法律措施。

據董先生家人稱，調查人員調查了董先生與日本外交官的交往，包括東京駐北京大使，以及記者在外國大學的獎學金。對董先生的起訴書引用了他的獎學金，並列出了日本駐華大使館，家人説。

“這意味着中國政府將日本大使館和外國獎學金項目視為間諜組織，”家屬表示。

日本外務省未立即回應置評請求。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檢察院及中國外交部也未立即回應詢問。

當時，這名日本外交官被拘留事件促使東京就所謂違反《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向北京提出抗議，該公約規定了外交人員在駐在國應享有的法律保護。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表示該日本外交官“在中國境內從事與其身份不符的活動”，但未進一步説明。發言人援引《維也納公約》稱，外交人員必須遵守駐在國法律。

董先生1962年4月出生於東北城市撫順。他攻讀法律專業，1987年獲得北京頂尖學府北京大學碩士學位，隨後進入以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為目標讀者的黨報《光明日報》工作。據家屬稱，儘管董先生並非黨員，仍逐步晉升至報社編輯部副主任職位。

親友描述董先生持政治自由主義立場。他曾參與1989年天安門廣場抗議活動，當時示威者要求對中國共產主義制度進行民主改革，後遭當局派兵鎮壓。事件後，董先生被判處鋼鐵廠勞改一年，但後來獲准回報社復職。

在《光明日報》工作期間，董先生以思想開明、筆耕不輟著稱，經常撰寫經濟評論文章，並多次獲得國家級新聞獎項。1998年他還參與主編了一部中國自由派學者文集，其中許多作者呼籲中國建立更加透明獨立的司法體系。

2006至2007年，董先生獲得尼曼獎學金赴哈佛大學訪學，期間主要研究後共產主義國家的政治改革與法律制度。他還在2010年作為訪問學者赴日本慶應大學、2014年赴北海道大學進行學術交流。

董先生長期為歷史雜誌《炎黃春秋》撰稿，該刊物以發表自由派文章聞名。他撰文探討過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等敏感話題，並倡導"憲政"理念——即西方三權分立與法治模式。2012年至2014年間，他持續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撰寫評論，後因中國禁止境內記者為外媒供稿而終止。

“威權主義的高壓確實能比憲政民主制度產生更高效率，也確能在某些路段創造出令人目眩的衝刺速度，“董先生在2012年《炎黃春秋》文章中寫道，但這樣的速度不可持續，“反而會阻礙社會進步的整體進程”，該文論證了憲政共和才是歷史潮流所向。

日本駐北京大使館。攝影：Ng Han Guan/美聯社據董先生的家人透露，作為一名發表自由觀點的非黨員，他無法接觸敏感信息，並在光明日報內部被邊緣化。他們表示，2017年派往報社審查政治立場的巡視員評估認為，他過去的一些文章“反社會主義”，包括他在《炎黃春秋》上關於文化大革命和憲政的文章。這一結論使董先生面臨降職風險，但一位資深編輯保護了他。

據其家人介紹，董先生多年來與美國和日本的記者、外交官和學者建立了友誼，經常在餐桌上與他們討論國際事務。日本駐華大使垂秀夫在幾十年前就認識董先生——早前在北京任職期間與他成為朋友——兩年前曾邀請董先生到官邸參加農曆新年慶祝活動。

垂秀夫未立即回應通過日本駐北京大使館發送的詢問。

董先生的家人表示，他意識到中國國家安全官員在監視他的活動，尤其是在他發現自己赴哈佛大學訪學前遭到監視之後。為確保與外國聯繫人的交往公開透明，他選擇在公共場所（如他被拘留的北京餐廳）會面。

家屬表示，調查人員強迫這位資深記者詳細寫下他在2010年代訪問日本期間每天的活動。他們稱當局還以董先生與外國外交官的接觸作為證據，但未提供任何他接受外國方面經濟利益的證明。

董先生及其家人配合調查，希望説服調查人員“他的海外聯繫並不可疑，而是他工作的正常部分，也是世界上大多數地區人民之間的正常互動”，家屬在聲明中表示。通過起訴董先生，“傳達的信息似乎是海外聯繫是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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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於2023年4月25日印刷版，標題為’記者在中國被拘留超過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