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獨立日：從左翼到右翼的75年曆程 - 《華爾街日報》

75年前建國時還高舉自由主義旗幟的以色列，是如何轉向右翼的？故事可以從1935年講起，當時猶太國家的建立還遙不可及。被社會主義主流唾棄的右翼猶太復國主義之父澤埃夫·雅博廷斯基，向巴勒斯坦猶太社區勞工猶太復國主義領袖戴維·本-古裏安作出承諾的同時也發出威脅：

“我可以保證存在這樣一種猶太復國主義者，他根本不在乎我們的’國家’將建立何種社會——我就是這種人。如果我知道建立國家的唯一途徑是社會主義，甚至這樣能提前一代人實現建國，我會欣然接受。不僅如此：給我一個虔誠信教的國家，讓我被迫整天吃魚丸凍（但僅限於沒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我也會接受……在留給兒子的遺囑裏，我會囑咐他發動革命，但在信封上我會註明’僅在猶太國家建立五年後開啓’。”

雅博廷斯基的繼承者們踐行了他的承諾與威脅，讓我們得以追溯這個全球最成功的後殖民國家從左翼轉向右翼的歷程。

1944年，右翼猶太復國主義者反抗阻撓歐洲猶太難民移居巴勒斯坦的殖民者英國。本-古裏安因專注戰後解決方案而反對起義，其領導的部隊向英國當局出賣了數百名猶太地下組織成員。這導致猶太人內部對立，險些引發內戰。但梅納赫姆·貝京——雅博廷斯基的繼任者説：“不會發生兄弟相殘的戰爭，或許我們會流血，但絕不會讓他人流血。”

1948年，衰落的英國從巴勒斯坦撤軍，本-古裏安宣佈以色列獨立。與聯合國設想的不同，阿拉伯國家並未在其旁建立阿拉伯政權，而是立即有五支阿拉伯軍隊入侵以色列。貝京領導的伊爾貢武裝組織試圖在戰鬥中偷運武器補給耶路撒冷。但本-古裏安明白，擁有私人武裝的國家將成為一個火藥桶。他鎮壓了以色列極左軍事派系，並命令新成立的以色列國防軍向伊爾貢的武器船開火，將其點燃。貝京再次拒絕報復：“禁止兄弟舉起手來對抗兄弟。”

東耶路撒冷連同猶太教最神聖的遺址落入約旦手中，約旦驅逐了最後一個猶太人。然而以色列卻建立了一支統一指揮、忠於國家的軍隊。這種通過温和派的冷酷和極端分子的剋制實現的團結，使該國能夠發展社會團結，抵禦反覆入侵，整合數十萬難民，解放耶路撒冷，並堅定地反對恐怖主義——同時作為一個民主國家蓬勃發展。

世俗的阿什肯納茲勞工猶太復國主義者統治了以色列最初的29年。但雅博廷斯基的信封已經被打開。被阿拉伯國家驅逐的傳統米茲拉希猶太人領導的"第二以色列"推動了貝京1977年的選舉勝利，被稱為"ha’mahapakh"，即劇變。右翼將推動建立一個更加猶太化的國家，並試圖打破左翼阿什肯納茲堡壘的權力，從基布茲到國有企業、工會，以及最近的最高法院。

本雅明·內塔尼亞胡總理的父親曾是雅博廷斯基的秘書，他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領導了自由市場改革，釋放了以色列經濟的活力，使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英國。2020年，內塔尼亞胡促成了《亞伯拉罕協議》，這是一項外交側翼行動，打破了關於奄奄一息的和平進程的自由主義共識。如今，隨着國家動盪，他領導着一個曾經難以想象的全右翼政府進入未知領域。

政治理論家利奧·施特勞斯預見了以色列的轉變，他年輕時曾是雅博廷斯基的追隨者。1956年，他寫信給《國家評論》的編輯，提出了一個當時令人震驚的論點：猶太復國主義是保守的。他寫道，當歐洲解放的虛假承諾“威脅到猶太人道德脊樑的斷裂”時，猶太復國主義讓猶太人堅守了他們的猶太性。“猶太復國主義試圖恢復那種內在的自由，那種簡單的尊嚴，只有那些銘記傳統並忠於命運的人才能擁有。”它“幫助遏制了‘進步主義’對古老、祖傳差異的抹平；它履行了一種保守的功能。”

他在1962年的一次演講中解釋道，即使是一個純粹的政治猶太復國主義，也必然會引發更深層次的文化問題：一個猶太國家的公民應該如何生活？反過來，一個嚴肅的文化猶太復國主義必須得出結論：猶太文化最深層次的源泉和目的是宗教的。他説，猶太復國主義的邏輯導向猶太教。

歡迎來到以色列——猶太生活與學習的新全球中心。這個國家經歷了宗教與文化的復興，將舊日的社會主義斯巴達式社會遠遠拋在身後。經文被編織進熱門歌曲和小説，虔誠的生活成為電視劇的題材。各類猶太人羣體的生育率持續高企。“國家宗教派"領導着定居點運動，讓猶太人重返約旦河西岸——這個曾被約旦驅逐出《聖經》故土的民族的精神家園。這些不斷湧入軍官隊伍的猶太人，或許有朝一日將執掌軍隊。

與此同時，以色列工黨因巴勒斯坦恐怖主義浪潮（這些襲擊是對以色列和平提議的回應）而信譽掃地，在120個議會席位中僅剩4席。唯有外部壓力和日益強勢的最高法院（其獨特的遴選機制使其免受意識形態變遷影響）仍在維繫左翼勢力。

以色列反對派如今由中左翼和中右翼組成，新興政黨領導的他們除了阻撓內塔尼亞胡及其宗教盟友外幾無遠見。但當右翼忘記未來有利的人口趨勢並不能解決當下爭端時，這些反對力量仍不可小覷——司法改革之爭已證明了這點。但這也印證了時代變遷：即便反對右翼的力量也已右轉，不再提領土讓步，轉而高舉國旗。

比以色列早一年獨立的印度提供了平行案例。印度世俗主義首任總理尼赫魯雖未徹底打壓宗教，甚至做出某些讓步以合法化其政黨將主導數十年的新國家。但與本-古裏安一樣，他深信傳統宗教會隨着進步而消亡。

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一些以色列猶太人和許多印度教徒開始為其國家尋求更深層次的意義。他們贏得主權難道僅僅是為了沿着英國的路線實現現代化嗎？在尋找不同價值觀和團結源泉的過程中，這兩個國家都出現了有意識的宗教迴歸現象，在許多情況下，這種迴歸並非完全傳統的國家與宗教的融合，而是充滿了巨大的活力和期望。

以色列和印度的結果可能像猶太教和印度教一樣不同，但對右翼的挑戰是相同的：集結其傳統中的精華，修正舊政權中不再可持續的部分。令人擔憂的是，它可能會集結最糟糕的部分，浪費其國家遺產。

在以色列的過去，左翼多數派知道如何領導，右翼少數派知道何時保持克制。這種結合產生了一個值得其奇蹟般創建的國家。現在，隨着以色列第三代人的到來，角色發生了逆轉，雙方都不滿意。右翼努力鞏固控制；它的掙扎是否只會加劇對其權力不再微妙的限制？左翼説服自己，以色列最大的危險是其大多數同胞；它是否會像賈博廷斯基和貝京曾經一度那樣，接受一種不同類型的猶太國家？

只有內塔尼亞胡先生將目光牢牢鎖定在伊朗，而不是內部紛爭上。越來越明顯的是，他必須鞏固國家並挽救革命，否則將被革命的浪潮吞噬。

考夫曼先生是《華爾街日報》的信件編輯。

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於2012年5月6日在特拉維夫面對澤埃夫·賈博廷斯基的照片發表演講。照片：傑克·格茲/法新社通過蓋蒂圖片社刊登於2023年4月26日印刷版，標題為《以色列從左到右翼的75年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