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肯的上帝》評論：亞伯的雄心壯志宗教信條 - 《華爾街日報》

1863年8月9日在華盛頓特區拍攝的亞伯拉罕·林肯照片。圖片來源：Matteo Omied/Alamy崇拜式的傳記作者總傾向於將自己的形而上學觀點強加於書寫對象，亞伯拉罕·林肯尤其如此。林肯的律所合夥人、後來的傳記作者威廉·赫恩登將他描繪成至死都對基督教信仰無動於衷的人——幾乎和赫恩登本人一樣冷漠。大多數對宗教問題同樣持不可知論的現代傳記作者都採納了赫恩登的觀點。

約書亞·蔡茨在《林肯的上帝：信仰如何改變一位總統和一個國家》一書中認為，這位第16任總統的宗教思想在1861年戰爭爆發後發生了關鍵性演變。蔡茨主要通過將林肯戰時充滿神性色彩的言論解讀為信念表達（而非傳統空談）得出這一結論。這種對林肯宗教立場的重新評估並非全新觀點，但依然值得歡迎。我讀過無數傳記，其中不乏公正能幹的作者毫無理由地忽視或弱化傳主對信仰的表達。按照這種解讀習慣，偉大的政治家、哲學家或作曲家可能説過他信仰上帝，或從經文中獲得慰藉——但我們知道他並非真心如此。

《林肯的上帝》部分是一部宗教傳記，部分是對19世紀美國福音派運動的歷史記錄。作者澤茨先生為Politico撰寫政治話題文章，並擁有布朗大學美國曆史博士學位，他詳細記述了林肯在加爾文主義父親家中的早年生活、對成長過程中信仰的摒棄，以及在政治崛起期間迴避宗教承諾問題的種種嘗試。與此同時，澤茨認為，19世紀40至50年代的福音派新教正在轉變為一種外向、復興主義且道德感強烈的信仰形式，這種信仰比林肯成長過程中所接觸的嚴苛教條主義信仰更讓他產生共鳴。

澤茨斷言，北方福音派與亞伯·林肯在奴隸制問題上達成了共識。1862年末，當聯邦存續看似無望時，總統將廢奴視為國家擺脱困境的唯一出路。許多福音派牧師也從單純反對奴隸制轉向宣揚武裝衝突與廢奴主義的必要性。澤茨指出，儘管北方各教派基督徒在政治立場和戰爭政策上仍存在分歧，但戰爭的到來促使福音派領袖投身廢奴事業，正如一個世紀後新教自由派投身民權運動那樣。摧毀奴隸制成為福音派宗教的最高目標；澤茨寫道，事實上某些牧師"完全模糊了神職使命與政治承諾之間的界限"。

自二十出頭（即1831年離家不再受父親管束後），林肯就熟記了《詹姆斯王聖經》的許多段落。但直到總統任期的嚴峻時刻，他才開始像信徒那樣將聖經語言視為希望與道德指引的源泉。當時內戰形勢惡化，批評林肯的聲音日益增多且愈發惡毒，1862年2月其子威利因飲用污染水源經歷了痛苦的死亡。

如今，蔡茨先生提出，林肯開始接納一種低調但真誠的基督教信仰。當然，這一點無法確切證實，因為這位素來沉默寡言的總統從未明確表明過信仰。其遺孀瑪麗向赫恩登回憶道：“1864年他常讀《聖經》，在前往葛底斯堡前後——即1863年11月——他的宗教情懷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強烈。“總統在生命最後三年裏更頻繁地陪同妻子前往教堂。

蔡茨進一步指出，林肯晚期公開演説內容充滿《聖經》意象，這種對上帝新生的虔誠令人無法忽視。他在評價《第二次就職演説》時寫道：“美國曆史上再沒有哪位總統像他這樣，將宗教情感與措辭如此直白地傾注於公開演講中。“雖不確定此論斷是否絕對準確，但確實言之成理。

本書開篇，蔡茨便否定了喬賽亞·霍蘭1866年所著《亞伯拉罕·林肯傳》——這位遇刺總統"最早也最受歡迎的聖徒傳記之一”。這無可厚非，因書中諸多軼事顯然純屬杜撰。撇開偽作不談，蔡茨的研究方法與霍蘭有一處相似：霍蘭將林肯描繪成最終尋得真誠信仰卻秘而不宣的懷疑論者。正如艾倫·圭爾佐2002年在《亞伯拉罕·林肯協會期刊》撰文所述，霍蘭試圖"詮釋這個’雙重人格’——篤信宗教卻不見虔誠表象的男人”，這使他"將林肯刻畫成心理複雜、充滿矛盾、近乎分裂的個體：表面是政客，內裏藏着另一個林肯”。

蔡茨先生最引人入勝的觀點是，林肯晚年的信仰更接近他成長過程中接受的加爾文主義信仰，而非19世紀中葉美國盛行的道德主義福音派思想。林肯始終拒絕接受上帝站在聯邦"一邊"的觀念——這是當時典型的福音派論調——但他確實以一種讓人聯想到17世紀清教徒的方式相信，這場戰爭是上帝對這個國家罪惡的審判。他也確信，自己是受上帝天命所託，肩負着領導國家度過分裂和戰爭的重任。

撇開這個吸引人的論點不談，《林肯的上帝》並不是一本好書。它帶有研究隨意、寫作倉促和編輯馬虎的痕跡。

這些材料對蔡茨先生來説是新的，這一點顯而易見。一個問題是術語上的。他反覆使用"主流"一詞來描述19世紀中葉的福音派教會，但這個術語起源於20世紀中葉，通常指的是與福音派相反的意思。他將"自然神論者"定義為"模糊地相信有一種控制人類事件的影響力"的人，這實際上與自然神論者的定義完全相反。他使用"完美主義者"一詞時，似乎該詞僅僅指道德上的進步；事實上，它指的是一種思想流派，最初是衞斯理宗的，並未在福音派中廣泛接受，認為基督徒在今生可以達到道德上無瑕疵的狀態。

再比如：他兩次使用"前千禧年"一詞，而實際上他指的是後千禧年。前者指的是末世論信仰，認為基督將"提"他的聖徒並在地上建立一千年的神聖統治；後者指的是起源更古老的信仰，認為人類將達到某種完美的地上治理狀態，在此之後基督將再來。在最後一章中，蔡茨先生正確地使用了"前千禧年主義”——這讓人懷疑這本書是否有編輯。

蔡茨先生論點中更為關鍵的問題在於他對加爾文主義，尤其是預定論教義的可笑簡化解釋。預定論是基於保羅書信《羅馬書》和《以弗所書》的信仰，認為上帝在創世之前就已"揀選"了他的信徒。蔡茨先生用兩個反覆出現的短語斷言，持此信仰者必然缺乏"人類能動性"和"個人能動性"的信念。按此説法，林肯摒棄了父母信奉的"狹隘抱負觀"的預定論信仰，轉而採納了19世紀中葉福音派那種積極進取、自我提升的態度——儘管未接受其宗教信仰。

這些論述相當晦澀難解，尤其是當蔡茨提出林肯可能在1863年重新迴歸某種加爾文主義時。但要使他的解讀成立，關鍵在於假設加爾文主義會催生一種宿命論信念，認為人沒有自主意志和個人能動性。稍加思考就能發現這個觀點的漏洞。例如，美國清教徒或被馬克斯·韋伯歸因於"新教工作倫理"的歐洲加爾文主義者，難道就缺乏抱負或個人能動性嗎？

為使觀點顯得可信，蔡茨先生曲解了資料來源。比如他寫道，慈善家亞瑟·塔潘和劉易斯·塔潘摒棄了父母的加爾文信仰，並引用兄弟倆某位"友人"的話，説他們"逐漸且幾乎不知不覺地脱離加爾文主義轉向阿民念主義"。但這段被蔡茨引用的文字——出自伯特倫·懷亞特-布朗1969年著作《劉易斯·塔潘與福音派反奴隸制戰爭》——實際描述的是19世紀初福音派信徒，根本未提及塔潘兄弟。另一處段落稱，某位"伊利諾伊州嚴格加爾文主義者"匿名批評林肯與福音派政治改革者結盟。然而蔡茨引用的1918年學術文章，完全未説明批評者是加爾文主義者，遑論"嚴格"與否。

福音派在廢除奴隸制中的作用是一個極其複雜的課題，部分原因在於“福音派”一詞本身就難以界定。在《林肯的上帝》一書中，這個詞似乎泛指所有新教徒，甚至至少有兩處用來指代一位論派牧師。作者蔡茨先生若在動筆前能再花一兩年深入研究會更好。過度的個人主觀能動性有時反而會適得其反。

斯威姆先生是《華爾街日報》社論版撰稿人。

刊載於2023年5月6日印刷版